合久必分是历史宿命？
合久必分是历史宿命？--------------------------------------------------------------------------------
● 孙传炜（北京通讯）
美国学者警告，除非中国的中央政府向地方下放更多的权力，否则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民主程度的提高，北京将无法同时满足不同地方的不同需要，而面对日益膨胀的分离主义势力。
哈佛大学经济系系主任艾莱斯纳（Alberto Alesina）指出，在所有幅员辽阔的国家，中央和地方之间都会有一定程度的摩擦，在中国，这一矛盾未来十年里可能尖锐化。
“我不是中国问题专家，我只能说，苏联开始向民主体制转型后，整个国家随即分裂。当然苏联的内部凝聚力大概远不如中国，但我怀疑随着中国社会的日益富裕，以及中国经济与国际市场联系的深化，一些地区要求分道扬镳的呼声会越来越高。”
这名出身意大利的著名政治经济学教授日前到北京出席诺贝尔奖获得者论坛。他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说，国家大对人民来说有诸多好处，但千千万万喜好不同、需求不同的人要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在许多方面是需要妥协的，道理就像两个人去看戏：“你喜欢这部片子，我希望那部，最后我们得找一部两个人都能够接受的来看。很自然的，你不是完全满意，我也不是太高兴。”
“现在问题来了，我们对有彼此作伴的热衷程度，是否高到会让我们心甘情愿地看一部我们其实都不是特别想看的电影？还是说我们其实更想分手，各自去看自己心仪的戏？”
艾莱斯纳在这个课题上已发表过几篇引起高度关注的论文。他指出，不同地区同意组成一个国家，其实等同于同意在外交、公共财政等诸多方面，采取统一的政策。组成同一个国家的地区越多，同一个政策要满足所有人就越难。例如，一个同时拥有众多回教和基督教信徒的国家，在以巴问题上无论采取任何立场，都会引起国内相当大一部分人的不满。
不同地区的人愿意忍受“一刀切”带来的不便，是因为这些不便可以换取作为一个大国国民的好处，如国家安全更容易得到保障，内部市场更大等等。不过在一个相对和平、经济趋向一体化的国际环境下，这些好处的作用都在弱化中。
大国国民的好处在弱化中
艾莱斯纳指出，一些国家发现妥协的成本太高，选择了各走各的路，像捷克斯洛伐克和平地分裂成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国家，苏联各个共和国的独立过程也还算平稳，南斯拉夫的解体则相当血腥。政治体制稳定如加拿大，也要为魁北克的分离主义烦恼。
他建议中国向美国学习，把可以下放的权力下放，只在一些必要的领域如外交、货币等方面维持统一的政策，来减少地方的不满。
“美国各州都享有很大的自主权。如果你拿美国东北部和南部的州来比较，它们的法律可以是截然不同的，一些州没有死刑，另一些有；一些州有优厚的福利制度，另一些没有；一些州相当依赖个人所得税带来的财政收入，另一些根本没有这个税项。”
艾莱斯纳说，这样做有助缓和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减少大国内部妥协的成本：“我认为对幅员辽阔的国家来说，这是理智的选择。”
改革开放其实是权力下放
不少观察人士认为，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其实就是一个中央权力向地方下放的过程。改革之前许多基本由中央政府垄断的权力，在改革的过程中下放到了地方，让地方可以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地制定许多政策，这直接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但权力下放也造成各个地方逐渐形成地方利益观念，削弱了中央在全国贯彻其意志和政策的能力。有学者指出，中国现在的问题不是中央政府权力过大，否则朱镕基几年前出席中国全国人大会议湖南团讨论时，也不会以总理之尊央求湖南的官员重视拖欠工资的问题，甚至讲出“给我点面子好不好！”这样的话。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郑永年和前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研究员吴国光在《论中央—地方关系》一书中就提到，地方权力的扩张和中央权力的削弱在中国已成事实，但北京不应该因此采取“削藩”的做法来打压地方的自主性，否则解决了“一放就活，一活就乱”的问题，换来的只会是“一乱就管，一管就死”的困境。
他们指出，中国中央和地方关系紧张的根源在于分权没有制度化，如果可以通过改造现有政治结构和法律体系来界定并理顺中央和地方各自的权力基础与权力范围，就能保护已经形成的地方利益，同时让中央可以凭借坚实的制度和大国雄厚的物质基础，来维护国家的整合与统一、尊严与强大。这样一来，中国也才有可能走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中央集权与国家分裂之间摇摆的历史怪圈。
大国有大国的烦恼
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全球有76个国家，今天，联合国共有191个成员国，为什么这个世界上的国家在短短五十多年里暴增了一倍半？
全球人口最多的5个国家依序是中国、印度、美国、印尼、巴西，其中只有美国是富国。全球人均生产总值最高的10个国家只有4个人口在100万以上。富或穷和一个国家的大小有何关系？是船小好掉头还是人多好办事？
艾莱斯纳试图用经济学的办法解答。他指出，相对于小国，一个大国至少在几个方面享有优势：
一、大国人多，大家共同负担必要的公共开支（如国防、货币和金融系统、法院、驻外使馆等等），人均成本较低；
二、大国被侵略的可能性低，国家安全较容易保障；
三、大国内部市场大，在国际贸易环境不利的情况下也能生存；
四、大国可以“分散风险”。例如，一个地区发生地震，中央政府可以组织其他地区施予援手，灾民也较容易迁徙到国内其他地方另谋出路。小国发生地震，全国都是受灾区。
当然，国家大并非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否则这个世界早统一成一个国家了。大国也有大国的烦恼：
一、国家大，管理链就长，一件事有多级政府、多个部门管，协调不易，行政成本很高。
二、国家越大，内部的宗教、种族、语言的差异就越多，认同感很难维系。少数族群容易产生离心力。
三、国家大，不同地区在经济上有差异，统一的政策很难同时满足所有人的愿望，削足适履的情况难免发生。富裕地区要长期接济贫困地区，同时又要放慢步伐来迁就贫困地区，容易产生离心力。
最后，国家的大小就看这些好处和坏处的“较量”。例如，巴尔干半岛的宗教和种族较多，无形中增加了它形成一个大国的成本（认同感难维系），日本没有多元民族的问题，这就决定了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日本要比巴尔干半岛上的国家大，而事实也确是如此。
国际环境影响大
国际环境对于增加或减少国家大（或国家小）的好处起着关键的作用。比如，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下，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可能性较低，国家大的必要性也会相应下降。而如果国际贸易可以自由进行，国家大不大、有没有一个相当规模的内部市场也就不再那么重要。
用这个道理来看二战以后的世界，冷战时期美苏的“恐怖平衡”吊诡地制造了一个较为和平的国际环境，加上西方国家接受了1930年代大萧条的教训，放弃以邻为壑的经济政策，逐步拆除国际贸易壁垒，小国得到了更大的生存空间，所以出现国家数目激增的情况。
这和凡尔赛条约之后（二战之前）尽管民族主义思潮高涨，但世界各国疆界几乎完全没有变动截然相反。后一个现象完全可以用一战以后国际局势极不稳定和国际贸易开倒车来解释。
有点反动阿 不错,明天就播这条 只是单从理论分析而已 我相信中国可以协调好中央同地方隔关系 分久必合
也是硬道理 题目起的有点大。
80年代中后期，邓小平就领导了一次政治体制改革，其中排第二的就是权力下放。对于中国这么一个大国来说，中央集权太强的话，难免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对平衡各地方政府也有点力不从心。适当的权力下放，可以刺激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使经济能更灵活地发展。事实上，近2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与之有很大关系。
然而，道路是曲折的。用我们邓论老师的话来说在许多地方都是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不放又不行。。。 事实上直到现在，政治体制仍在不断改革，寻求最佳出路。
回到题目“合久必分”，这在中国，起码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是绝对不会发生的，这是由意识形态所决定，中国肯定不会出现美国那样的联邦制。 好多字我喔 反华分子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从汉至今一直都面临选择，应该还会继续下去，这是大国的宿命。寻找一个平衡点的确不容易。 什么是分，划自治区算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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