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新民主主义前进之四
本帖最后由 浙江蓝汛 于 2011-3-28 14:56 编辑三、原始错误的后果及其根源 这个错误的基本判断和基本方针，既标志着已经被搞错了实现条件与方式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的最终形成，又构成了已经被搞错了实现条件与目标的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从理论转向实践的起点；因此，这个错误的基本判断和方针既堪称是一个包含在科学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学说中的全部原始错误的理论结晶，又堪称是一块位于以往全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发展起点上的奠基石和指路标。不过在这里，细心的人们还是能够发现夹杂在上述基本判断和基本方针之间，并致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两种本无关联的社会事物拼接起来的，其实是一个经不起推敲的逻辑漏洞，即：既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条件本身已经成熟，为何还需要无产阶级请出暴力这个“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反过来说，需要通过施加人为的暴力手段去实现这件事情本身，不是恰恰表明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条件还远未达到瓜熟蒂落吗？而至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就直接违反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另外一条基本原理，即“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并因此“把人类社会自然发展过程与一定范围内人们的主观意志相互混淆起来”]；亦正是从这时开始，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便正式被通过一种错误的思维方式而同资本主义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牢固地嫁接在一起，从而绵延此后一个半世纪，并最终导致二十世纪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从无到有，却又基本上被迫在本世纪内走向溃退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便正式登上了人类历史舞台。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学说和以往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科学构想同资本主义历史时代的无产阶级解放运动错误结合的产物；并且这个错误还是由两个方面的错误构成的：一是把前者本该具有的实现条件和方式搞错了，并致使其失去了本来的科学性；二是又把后者本该具有的实现条件和目标搞错了，并致使其难免步入谬误的歧途。而这个错误的基本内容和实质，说穿了，就是试图否定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可逾越性并用一种超前的社会形态强行取代之；或者是企图把一种未来的社会形态在其得以存在的物质条件尚无从谈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迫不及待地搬到现实生活中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一旦转变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它本身便获得了一种历史的惯性即思维定势；而其实质，则是使上述错误的基本判断和方针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坚持，以致屡屡失去拨乱反正的机会。例如直到1877年，恩格斯还在重申：“社会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资产阶级不能控制的程度，只等待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去掌握它，以便建立这样一种制度，使社会的每一成员不仅有可能参加生产，而且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管理，并通过有计划地组织全部生产，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所制成的产品增长到能够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日益得到满足的程度。”在《反杜林论》中他又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生产力和由它创立的财富分配制度，已经和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发生激烈的矛盾，而且矛盾达到了这种程度，以致于如果要避免整个现代社会灭亡，就必须使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发生一个会消除一切阶级差别的变革。现代社会主义必获胜利的信心，正是基于这个以或多或少清楚的形式和不可抗拒的必然性印入被剥削的无产者的头脑中的、可以感触到的物质事实，而不是基于某一蛰居书斋的学者的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观念。”而在《GCD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则重申了马克思和他在1872年英文版序言中的观点：“不管最近二十五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发挥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直到1892年，恩格斯还在认为：“必须经常扩大是资本主义生产存在的基础，而这种经常的扩大现在越来越不可能了。资本主义生产正陷入绝境。”但是，掌握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何会提出这个错误的基本判断和方针，并把一种科学构想同一种阶级革命嫁接起来呢？也就是说，为什么他们会既搞错了前者的实现条件和方式、又搞错了后者的实现条件和目标，并把它们拼接在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中呢？要解答这个问题，就必须提及马克思主义与生俱来的两大局限性；这就是由阶级性决定的阶级局限性和与历史相联系的历史局限性。所谓阶级局限性，是说马克思主义包括它的“三个组成部分”即“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在内，本身就是一种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并且是“世界各文明国家工人运动的理论和纲领”；特别是其中最为激进的科学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学说，更是从一开始便同时被开宗明义地确定为“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而“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则）是无产阶级的理论家。”因此，尽管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仅就那些最基本的原理而言确以正确成分为主，而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学说若仅作为一种关于自然接替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社会形态的科学构想，亦符合而不违背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是，当这两者都被当成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思想武器并为此目的服务时，就难免受到无产阶级固有的立场和利益的牵制、利用和干扰而发生种种倾斜、变异和扭曲，并派生出一系列体现着本阶级主观意识、意志和意图的偏颇认识。而这些带有无产阶级成见的立场、思想、观点和方法，却又偏偏同上述基本原理和科学构想不分彼此地相互缠绕、搅拌在一起；事实上这种情形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比比皆是，并从而暴露出其唯物主义历史观本身的不彻底性和科学构想本身的不科学成分。例如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它就只强调其存在阶级剥削和压迫并因而不合情理的一面，即所谓“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却反而有意忽视或者淡化它作为人类社会必经的发展阶段，并从而既不可避免和不可逾越、又确实极大地推动了人类文明进步的一面。正是基于这种偏激和狭隘的认识，遂使得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在经济领域，始终没能发现资本的本来面目，并因此彻底排除了建立一种新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而让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历史可能性；另一方面在政治领域，又不合时宜地主张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正在建立的历史关头例如1848年的德国，无产阶级只要有可能亦应当把资本主义革命立刻变成共产主义革命的“直接序幕”。又如对于无产阶级自身：马克思主义同样不能客观公允地把它视为资产阶级的对立统一体，并且二者终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相互融合直至同归于尽；却反而既把它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绝对化，又人为地拔高了它的历史地位，即赋予它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历史主动性”。因此，它也就不可能把“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正确地设定在资本主义历史时代所能提供的物质条件的基础上，即把无产阶级的解放现实地理解为工人阶级应当在经济、政治、精神、文化等一切方面，都获得和享有既符合自身特定的经济地位、又与资产阶级完全平等的民主权利，并为最终建立这样一种公正的社会制度而奋斗；却反而得出了一个相反的结论，即“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并宣布：“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所谓历史局限性，则是说现在回过头来看，马克思主义还只是诞生在全世界资本主义历史时代的早期阶段，当时，即使对那些最先进的国家来说，尽管“原始积累”已经形成规模，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却大多并未全面地战胜封建势力而牢固地站稳脚跟；因此，资本主义这种新的社会形态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地位、作用和意义，它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对生产力的容纳能力、它内部各种矛盾的性质及其产生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尤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相互关系的真实面目等等，都还远不可能被人们充分地把握。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既没有机会看到这种社会形态对生产力的容纳能力即社会生产力在其内部所能发挥的最高水平，迄今为止便已经远远地超出了他们当初的想象，并从而只能对它的发展态势和实际寿命作出主观唯心即经不起实践检验的错误估价，更没有机会看到在后来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对无产阶级解放真正产生实际效果的斗争形式，却正是他们生前并不看好亦从未摆在主导地位和作过深入研究的工人阶级民主运动，况且这种运动又不但不会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毁灭，反而还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构成了它在原有框架内不断进行自我修复的动力机制；因此，他们也就难免一方面把这种社会形态当时已经暴露的种种矛盾错误地当成了它行将就木的信号，另一方面则从当时法国和德国空前激烈的社会变革中受到启迪，即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取代作为人类社会“最后一个对抗形式”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过程，无端地同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即一种对抗形式取代另一种对抗形式的历史过程相类比，并从而把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看做是资产阶级反抗封建王权和领主那样性质的阶级斗争，直至把无产阶级针对资产阶级的革命错误地插上了基于生产力革命的社会革命即共产主义革命的标签。历史局限性的另一方面则表现在，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社会的科学构想，同这种社会形态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力水平本身还相距遥远，因而不仅不可能那样准确和贴切，还反而难免被打上当时社会的烙印，并因此带有极大的曲解成分，尤其是他们对消灭分工的阐释，更是违背了它本应有的基本内涵；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人、牧人或批判者。”可是，这实际上却不是消灭分工，更何况这种情形即便在并非共产主义历史时代的今天其实也已随处可见；因为在这里各种分工依然存在，只不过是同一个人可以有所“自愿”地在不同分工之间进行挑选和转移。然而真正的问题却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把消灭分工直观地理解为这件事情本身，即像本文那样理解为无差别的“终端劳动”，却反而误解成了“消灭‘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社会条件”；而这么一来，所谓的消灭分工顷刻之间便借助这种模棱两可的表述方式而从一个生产力范畴变成了一个生产关系范畴，即不必再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自然结果，反倒可以理解为改变旧的生产关系的直接结果。于是，所有与之相联系的因果关系便统统可以被颠倒过来了：本来是要想消灭私有制就得首先消灭分工，而现在却可以变成要想消灭分工就得首先消灭私有制；本来是“阶级的存在是由分工引起的”，而现在却可以倒置为只要消灭了阶级便可以消灭分工。难怪他们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并不需要通过消灭分工去实现；就是因为他们认为，只要消灭了私有制和阶级，便可进而消灭分工。 据此可知，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会既搞错了这种未来社会形态本该具有的实现条件和方式又搞错了无产阶级解放运动本该具有的实现条件和目标并把它们人为地拼接在一起，都是由于马克思主义自身难免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共同作用的直接结果；而且，这两者之所以会结合的如此紧密甚至还能转变为实际运动，则又是因为，从这两大局限性的共同作用中直接产生出来的，实际上是分别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目的和手段，并使之产生了实践功能的两大学说，即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和阶级斗争学说。前者即如恩格斯所说：“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考察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行动的条件和性质，这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而后者，则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总结的：“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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