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新民主主义前进之九
本帖最后由 浙江蓝汛 于 2011-3-28 15:25 编辑二、中国革命和新民主主义论 继列宁之后，**则对中国革命胜利以后所应采取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进行过更加大胆的探索和思考，并且他的结论又主要是建立在他对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与革命性质的深切理解和基准定位之上的，从而这个结论本身，也就具备了更加雄辩的说服力和更加彻底的性质；相关论述集中包括在他从1939到1949年相继写成的《中国革命和中国GCD》、《新民主主义论》、《新民主主义的宪政》、《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在中国GCD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和《论人民民主专政》等一系列著作中。首先，关于当时中国的基本国情和中国革命的真实性质，**就指出：“自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所以，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但是，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已经过时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正在中国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展起来，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历史上欧美各国的民主革命大不相同，它不造成资产阶级专政，而造成各革命阶级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专政。“同时，”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也和社会主义的革命不相同，它只推翻帝国主义和汉奸反动派在中国的统治，而不破坏任何尚能参加反帝反封建的资本主义成分。”“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因此，“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认为：“中国现时的革命阶段，是为了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的阶段，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过程。这个过程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发生的，在中国则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开始的。”“在这以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之内的，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这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却改变为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在革命的阵线上说来，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在这种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它就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这种革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已经不能当作世界资本主义反革命战线的同盟军，而改变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战线的同盟军了。”因此，“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中国现时的革命，是在走第一步。”“而且第一步的时间是相当地长，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据此，他便开始从三个方面，来勾勒同这第一步相对应的未来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了；简言之，这条发展道路就是新民主主义道路，而这种社会制度则正是新民主主义制度。对政治方面，**指出，中国未来的国家制度，“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它“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是旧民主主义的共和国，那种共和国已经过时了；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种共和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还不适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他认为，在“全世界多种多样的国家体制中，按其政权的阶级性质来划分，基本地不外乎这三种：（甲）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乙）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丙）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其中，第一种是旧民主主义的国家；第二种是社会主义的国家；而第三种，则“就是所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因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种形式”。关于这种共和国的民主政治即宪政，他说，我们将要实行的民主政治或宪政，“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它不是旧的、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民主政治；同时，也还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政治。”关于这种国家政权的性质，他说：“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权。所谓人民大众，是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被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政权及其所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所压迫和损害的民族资产阶级，而以工人、农民（士兵主要是穿军装的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为主体。”他认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只有这个制度，才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关于人民大众内部的矛盾，他认为：“自然，这些阶级之间仍然是有矛盾的，例如劳资之间的矛盾，就是显著的一种；因此，这些阶级各有一些不同的要求。抹杀这种矛盾，抹杀这种不同要求，是虚伪的和错误的。但是，这种矛盾，这种不同的要求，在整个新民主主义的阶段上，不会也不应该使之发展到超过共同要求之上。这种矛盾和这种不同的要求，可以获得调节。在这种调节下，这些阶级可以共同完成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各项建设。”对经济方面，**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他解释道：“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因此，“在经济上是把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大资本大企业收归国家经营，把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同时保存一般的私人资本主义的企业，并不废除富农经济。”他着重指出：“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虽然也是资产阶级，却是可以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或者保守中立的。他们和帝国主义没有联系，或者联系较少，他们是真正的民族资产阶级……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消灭的对象，只是封建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只是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不是消灭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预言：“没有问题，现阶段的中国革命既然是为了变更现在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即为了完成一个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而奋斗，那么，在革命胜利之后，因为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也是不足为怪的……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他还反驳说：“有些人怀疑中国GCD人不赞成发展个性，不赞成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不赞成保护私有财产，其实是不对的。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残酷地束缚着中国人民的个性发展，束缚着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破坏着广大人民的财产。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任务，则正是解除这些束缚和停止这种破坏，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能够自由发展那些不是‘操纵国民生计’而是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总起来说，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1）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2）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3）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这些，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国民经济。而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一切离开这个总目标的方针、政策、办法，都是错误的。”关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他解释说：“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将采取调节劳资间利害关系的政策。一方面，保护工人利益，根据情况的不同，实行八小时到十小时的工作制以及适当的失业救济和社会保险，保障工会的权利；另一方面，保证国家企业、私人企业和合作社企业在合理经营下的正当的赢利；使公私、劳资双方共同为发展工业生产而努力。”后来，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夕，**又把这些新民主主义经济主张精辟地归纳成了“四面八方”政策：“四面即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其中每一面都包括两方，所以合起来就是四面八方。这就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四个方面的关系中，公私关系、劳资关系是最基本的。四面八方，缺一面，缺一方，就是路线的错误、原则的错误。”其中“关于劳资两利……目前，其精神的侧重点，不在于限制而在于联合民族资产阶级。那种怕和资本家来往的思想是不对的。如果劳资双方不是两利而是一利，那就是不利。为什么呢？只有劳利而资不利，工厂就要关门；如果只有资利而劳不利，就不能发展生产。”“公私兼顾亦如此，只能兼顾，不能偏顾，偏顾的结果就是不顾，不顾的结果就要垮台。”“二中全会决议中提出要利用城乡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不这样就不行。新富农是农村的资产阶级，要发挥他们的积极性，现在他们要求发展生产，是适合我们需要的。”四面八方政策一经提出，便即刻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烈拥护，还被写进了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通过并具有临时宪法效力的《共同纲领》；同时这里亦须指出：**的“劳资两利”与第二国际的“劳资合作”绝非同一码事，后者正如**所说：“第二国际的劳资合作论，把一个阶级一个革命都让掉了。”对文化方面，**则指出：“中国的新文化”，应该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其中，所谓民族的，是指“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但是，这种民族性却不是一概地排斥外国文化；相反，“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只是对于一切外来的东西，必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科学的，则是指“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同时又能批判地继承中国“灿烂的古代文化”。所谓大众的，“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为此，应当“把提高和普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总之，**的结论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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