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新民主主义前进之十一
本帖最后由 浙江蓝汛 于 2011-3-28 15:38 编辑第二章 新构想的遭遇及理论分析 四、新中国历史上的匆匆过客 **关于新民主主义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的科学构想没能有幸转变为其他国家的现实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并不奇怪；然而，真正令人感到极大困惑和不解的却是，这个构想即使在**的故乡和它的发源地，也没得到预期的顺利实现。众所周之，在1949年十月新中国成立之后仅仅七年，中国便在**的亲自领导下走进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尽管即使从逻辑上讲，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的中国亦本该在**的领导下走进新民主主义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才对。这个历史性大转折发生在1952年；而在此之前，**则无所改变。例如在1950年，他仍然还在要求“在统筹兼顾的方针下，逐步地消灭经济中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合理地调整现有工商业，切实而妥善地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并且仍在告诫人们：“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改革”这一特定的概念；对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各类中间阶层，**则仍在指出：这些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我们一方面要同他们作斗争，另一方面要团结他们。要向干部讲明这个道理，并且拿事实证明，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民主dang派、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是对的，是必要的。这些人中间有许多人过去是我们的敌人，现在他们从敌人方面分化出来，到我们这边来了，对这种多少有点可能团结的人，我们也要团结。团结他们，有利于劳动人民。”而至于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制度，**则在同年六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闭幕词中指出，它“还在很远的将来”，并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展望；他说：“在将来，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可是到了1952年六月，**却突然提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dang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且在1953年又进一步提出“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改造。”同时还毫不留情地批判了dang内部分同志，而主要的则是在当时集中代表着dang内的另外一种意见、后来被推选为国家主席，但在所谓的无产阶级**中又被当作“dang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的刘少奇，在**新民主主义构想的基础上所提出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和“确保私有财产”等一系列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观点。他说：“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怎样‘确立’？要‘确立’是很艰难的哩！比如私营工商业，正在改造，今年下半年要‘立’一种秩序，明年就不‘确’了。农业互助合作也年年在变。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提法不明确。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十五年还叫走向？走向就是没有达到。”“‘确保私有财产’。因为中农怕‘冒尖’，怕‘共产’，就有人提出这一口号去安定他们。其实，这是不对的。”结果，1956年九月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便据实宣告，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了“全面的决定性的胜利”,即“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于是，一个本来“相当地长”的新民主主义历史过程便被一个短暂的过渡时期取而代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开始。”在政治上，本来由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共同专政”的人民民主专政，也被赋予了新内涵，即“实质上已经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而在经济上，原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基本政策和“并不废除富农经济”的正确主张则也被“公私合营”、对资本家的“赎买政策”和农村集体经济所代替。从此，中国从城市到农村便普遍地建立了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即实现了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的全面接轨；相应地，dang和国家的中心任务也因此变成了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尽可能迅速地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至此，**先后花了十年功夫精心构思，并曾在以前的革命根据地局部和部分地推行过的这种“中国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的宏伟蓝图，便实际上还没来得及整体地登台亮相就已经在他本人的主持下偃旗息鼓了；而这么一来，**在关于中国革命成功以后究竟应当选择一种怎样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这个根本问题上，就事实上背弃了独立思考的思维立场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反而站到了它的反面，并陷入到超越时代的错误实践之中了。固然，在后来的中国社会中，仍不免保留着某些原本属于新民主主义构想的基本成分和看上去似乎还体现着新民主主义色彩的内容；例如**提出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作为无产阶级政dang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组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基本上被坚持了下来。同时，**在此后提出的“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要求，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等一系列主张，从本质上讲也依然从属于新民主主义范畴；只不过在后来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大背景下，所有这些原本属于新民主主义构想的东西，和从不同侧面仍反映着**原来的社会理想在新的社会现实中不断沉淀和延续的东西，事实上也都像人民民主专政一样改变了性质，即变成一些功能偏废、徒有其名的东西了。本该顶天立地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为何反而成了新中国历史上的匆匆过客？这无疑是中共dang史和中国现代历史上的一个最大而又极其耐人寻味的谜团。对此，有一种观点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之所以遭此厄运，固然有多种原因；但是，来自苏联的影响和压力，则是最为重要的因素。其依据是1949年底，在北京举行的亚奥国家工业会议上，刘少奇宣传了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的道路，引起苏联及斯大林的强烈不满。对于苏联来说，**的道路是不存在的，“普遍规律不论对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都是一样的”。在斯大林看来，新中国既然属于社会主义阵营，就应当在民主革命后立即向苏联那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不是先实行所谓新民主主义制度。他们希望中共改弦更张，立即实行正统的社会主义即苏联模式；“他们不能容忍中国人拿了苏联的援助，只在中国实行自己独特的新民主主义道路，他们害怕新中国变成第二个南斯拉夫”。于是，来自斯大林及苏联的批评和建议便开始对中共的决策产生重大影响，并使其放弃了建立一个阶段的新民主主义的主张。但是实际上，新民主主义的社会构想却恰恰是被**本人主动地放弃的；而其根本原因则又在于，这个社会理想在当时并没经得起社会实践的检验。原来，**和中共对于新民主主义的建国道路的确曾经试探过；可是它最终导致的却反而是一种令人失望和进退维谷的尴尬局面。例如，建国初期在全国的私营工商企业界就普遍推行过两项重大举措，即“劳资集体合同”和“劳资协商会议”：其中，前者是“为正确处理劳资关系，由行业的劳资双方代表根据平等、自愿和协商的原则订立的合同。主要内容包括：雇佣和解雇手续；厂规、辅规的制定手续及其内容；工资；工作时间及假期；女工童工问题；有关劳动保护与职工福利问题等。通过签订劳资集体合同，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资本家对职工的剥削，保障了职工的权利，有利于发挥职工的劳动热忱和资方对生产经营的积极性，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目的。”而后者则是“在私营工商企业中根据民主原则、用平等协商的方法解决劳资双方利益的一种组织形式。由劳资双方选派同等数量的代表组成。先在天津、武汉等地私营工商企业中采用，后在全国各地推广。协商事项一般包括：有关订立集体合同及如何履行其中规定的事项，研讨生产计划与完成生产任务及提高产量质量，节约原材料，改进生产组织，改良技术，改善操作法，提高生产效率与工人技术水平，改进业务管理及工厂规则，拟定与修改奖惩制度以及有关人事、工资、工时、生活待遇、职工福利设施等事项。双方订立的协议不得与政府法令及行业集体合同的规定相抵触。通过劳资协商会议，一方面改变了以前工人在生产中毫无权利的被压迫地位，发挥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精神，保护了职工应有的权益；另一方面给资方提供了行使自己的经营权和管理权的新方式，从而使他们能更好地经营企业。” 但是，由于这两项措施的实行并没有触动资本家对本企业的绝对领导权；因此，也就难免而且必然遭到了私营工商企业主或明或暗的抵制和反抗。同时在外部，由于这些私营工商企业的整体建制依然存在，从而旧资本主义企业不择手段的逐利本性亦势必随时寻觅着膨胀的机会；于是乎，后来被定性为“中国GCD领导工人阶级打退资产阶级进攻的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的三反五反运动，便在所难免了。即在建国初期，“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但是，一部分资本家为了谋取暴利，采用腐蚀和贿赂国家工作人员的手段，进行偷漏国家税收、盗骗国家财产、在国家定货中偷工减料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非法活动。这对抗美援朝、国防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人民生活造成了极大危害。1951年底开始，中央人民政府在国家工作人员中开展了反tanwu、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三反运动中，揭露了资产阶级大量的严重违法事实。接着在1952年初，在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开展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三反五反运动于1952年夏先后胜利结束。” 出现这样严重的局面，显然是**和中共始料不及的，更何况在此之后，dang领导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斗争还转变成了一种常态，以致连**自己也承认：“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限制和反限制，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即是说在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是不可能实现劳资两利的，而私营资本主义的存在也不可能有益于国民生计；正如1981年《中国GCD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dang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回顾的：当时，“国家需要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一定的发展，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也必然出现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这就不能不发生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在资本主义企业和国家的各项经济政策之间，在它们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之间，在它们和本企业职工、全国各族人民之间，利益冲突越来越明显。”由此可见在事到临头之际，**即使不便对其他人讲，他自己也不得不对这种尴尬局面和难料后果有所顾忌，并从而被迫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可行性作出新的估价，尽管他自己也不清楚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或者这个构想到底还缺少些什么；然而，与新民主主义构想的现实境遇形成鲜明对照的却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则既有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斯大林权威性的理论铺垫，又有苏联等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榜样，故实行起来亦似乎会驾轻就熟和有把握得多。加之**的新民主主义学说本来就不排斥社会主义反而把它看作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下一个“明确的目标”；于是权衡利弊，最终便只好舍弃曾被视为“历史必由之路”的新民主主义，并从此义无反顾地投入了社会主义怀抱。 O(∩_∩)O谢谢分享了，来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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