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包网小说《第七天》大概是争议性最大的
张柠：确实，书包网2013年可以说是长篇小说“大年”，除了莫言，很多著名作家都出版了长篇小说。因为长篇创作必须是积累的，一写要写好几年，所以肯定不是每年都会有作品出来，凑巧2013年同时出版了这么多著名作家的作品，这当然不是有计划的，但确实构成了某种景观。比如贾平凹的《带灯》，阎连科的《炸裂志》，苏童的《黄雀记》，余华的《第七天》，韩少功的《日夜书》，林白的《北去来辞》，王蒙的《这边风景》，等等，全都赶在2013年出版，给人蔚为大观之感。同时，这些相对年长的作家扎堆出新作，一些年轻人新出的作品就被他们给压住了。比如在2014花地文学榜年度长篇小说中，我推荐颜歌的《我们家》就是其中一个代表。如果这部作品不在2013年出版，或者说是在著名作家作品出版得少的其他年份，人们对这部作品的关注度会更高些。
但是，文学的影响力当然并不靠这种年度总结，还是要经过历史的检验，某部作品今年热或者明年热，可能若干年过去，也就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对作者个人来说，当然是好事，关注度高，发行量大。但对文学评价来说，并不是靠这些，还是要交给时间。
羊城晚报：总体来看，您认为2013年长篇小说呈现出哪些特点？
张柠：去年底，我和我的研究生们做了一项研究工作，通过对2013年文学的观察发现，近几年文学发展总体趋向：“50后”、“60后”作家日趋“导师化”，“70后”作家日趋“经典化”，“80后”作家日趋“成熟化”。
羊城晚报：2014花地文学榜年度长篇小说入围名单中，无论是苏童的《黄雀记》、余华的《第七天》，还是韩少功的《日夜书》等，这批作品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有着非常强的现实关怀，为什么这批作家会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转向当下？
张柠：确实，这一点观察非常准确，这些作品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比如《第七天》是直接介入现实，而《日夜书》则是从历史叙事开始引入现实。这批五十多六十岁的作家对当下生活的经验其实并不那么熟悉，他们可能更多是通过新闻或网络来了解社会，他们的身体并不是浸润在当下生活的细节中，他们其实还是生活在过去，还是在书斋里。所以，可能年轻的作家写当下会更得心应手，而这批稍微年长的作家，他们的写作还是有历史叙事的痕迹。当然，他们把当下情景的历史脉络勾画出来，这是长处之一，但弱点也有，那就是当下经验不够鲜活。
“长篇崇拜”是功利主义表现
羊城晚报：之前我们做过讨论，现在大家是否仍然存在某种“长篇崇拜”，感觉只有长篇作品才能够确定文学史地位，作家们似乎还是更愿意写长篇小说？是不是长篇的容量才能够体现出小说的深度和广度？
张柠：文学价值并不在于历史容量，而是它的审美容量和人性容量。有些人适合写长篇小说，有些人不适合。契诃夫就没有长篇小说，胡安・鲁尔夫作为拉丁美洲文学之父，甚至可以称之为作家中的作家，他的小说集《平原烈火》、中篇小说《佩德罗・巴拉莫》也是非常好的作品，甚至可以说是有抱负的作家必读的作品。还有托马斯・曼的《死于威尼斯》、卡夫卡的《变形记》、加缪的《局外人》，再比如张爱玲的《金锁记》、《倾城之恋》，都是非常经典的作品。
我的意思是，中短篇小说艺术审美更浓缩，长篇小说更偏向于历史的文体，从早期的民族史诗，到后来个人的成长史。短篇小说更偏向于诗。所以，我觉得不在于写得多少、写得长短。人类的思维方式总是喜欢做大家伙，往台上一摆，挺吓人的，实际上，中短篇也非常重要。不能因为篇幅小，就说它的文学价值低。
羊城晚报：但更多作家还是希望用一部长篇来证明自己的写作水准。
张柠：当然，这是世俗功利主义的思维往文学渗透的表现。如果以长篇论成败，那古代文学史都别写了。这也跟我们现有的文学史叙事有关，我们的历史构架里，革命、启蒙、救亡这些大词支配着文学。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就反这种观点。茅盾的《子夜》篇幅很长，但我们能说它就比鲁迅的《朝花夕拾》、《呐喊》、《彷徨》更有分量吗？
当然，这和现在的传播也有关，现在的传播要么是段子，要么就是大家伙。网络文学越长越好，微信微博越短越好，全是数字化的评价，而不是文学的本质的评价，人们越来越没有耐心去琢磨语言文字本身所传递的精神信息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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