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新民主主义前进之七

浙江蓝汛

六、大变革过后的回顾与思考

现在，前半场大变革既已大体尘埃落定，我们也该回过头来，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学说、以往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当代的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理论总结了；为此，我们必须站在现实的历史高度上，以事实为依据并贯穿历史逻辑，剖析一下那粒错误的种子和现实社会主义社会的真实性质，并对前半场大变革及相关问题作出结论。

第一、那颗种子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本身，并来自它既作为一种对未来社会形态的科学构想又作为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这种双重职能；而其中的原始错误，则是由于这一学说把本无关联的两种事物通过一种错误的判断和方针牵强地捏合在一起所必然产生的一个内在矛盾，即其科学性与实践性相背离。因为显然，要想使这一学说作为一种对未来社会形态的科学构想成立，就必须赋予它科学的前提，即找到这种社会形态本该具有的消灭分工与自然到来的实现条件与方式，但是这么一来，它就势必丧失其实践性即不能再成为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反之，若想使这一学说作为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成立，就必须赋予它实践性或曰可操作性，然而其后果，则是势必改变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本该具有的实现条件和方式，并因此牺牲其科学性直至导致建立一种错误的社会形态即变态型的社会。据此可知，这个原始错误即内在矛盾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与生俱来并无法克服的；反之，要想革除这个错误即矛盾，就惟有把这个学说及其双重职能一分为二，并形成两个独立的学说。其中，一个是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科学构想同这种社会形态本该具有的实现条件和方式有机衔接起来的“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即如本文前面所做的那样；而另一个，则是把资本主义历史时代的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同这个历史时代所能提供的“物质条件”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另一个“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亦像本文后面所做的那样。同时人们还可看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尽管同前辈们的有所区别，却到头来还是一种空想的社会主义；因为它固然有幸转变成了一场大规模的人类实践活动，却终究未能逃脱空想社会主义的命运即以其全面彻底的失败而告终。

第二、如果说，二十世纪出现的一系列社会主义社会本质上是一种“教条和‘封建的社会主义’[54]”会让那些至今仍未摆脱教条主义思想的束缚并深深怀念着它的人们难以接受的话，那么称之为“与教条主义和封建主义相伴的社会主义 ”则绝无任何贬义并理当是恰如其分的；因为它们既是由于教条主义的错误而把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阴差阳错地搬到资本主义历史阶段早期的产物，又的确因此承袭了封建社会特有的专制内瓤，并且一道构成了这种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而这，也正是上述那粒错误种子的全部实践内容之所在。并且，这种由人工打造的特殊社会形态在人类社会的常规发展序列中又不可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特定地位，而如果一定要说出其准确历史定位的话，那也只能算是“人为镶嵌在资本主义时代并暂时脱离人类社会正常发展轨道的一种过渡的社会形态”；因为这种社会主义社会得以建立的社会历史原因和它最终的归宿合在一起，已经无可争议地表明，它们的产生和存在不过是这些国家从封建或者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过程中的一段插曲，而且是一段并非每个国家都会经历的插曲。同时，它的历史作用也相应的表现出一种两面性：即同封建或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相比，它的确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和优越性，否则它也不可能建立起来并事实上存在了几十年，而这也正是这些国家为什么总是习惯采用今昔对比的办法来显示这种社会制度“无比优越”，并借以平息人民群众某些怀疑、不满情绪的根本原因；但是若站在其现实历史归宿的立场上看问题，那么这种社会主义社会却又堪称是横亘在这些国家通往资本主义必经发展道路上的一道难以逾越的人工屏障，并因此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矛盾和挫折，而从这个角度看，其作用与影响又无疑是负面和消极的，并已被历史所证实。

第三、导致前半场大变革必然发生的决定因素包括两个方面，即内因和外因；因为缺少任何一方，都不足以打破这种社会制度的僵化、封闭和保守。在这里，所谓内因，就是这些国家的广大人民及其代表人物在经历长期实践并遭受了种种磨难和教训之后，不能不对这种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进行深刻反思、重新认识并寻觅新的未来发展之路；而所谓外因，则是来自东西方之间的强烈反差，即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高速发展，在综合国力、科学技术和人民生活等各方面都遥遥领先，并从而对社会主义国家造成了外部震撼和影响。但是，由于每个社会主义国家的dang情、国情不同，所以变革的方式也不同；大体上，依其dang群关系可分为两种方式，即“主动渐变”和“被动激变”。前者如中国及亚洲的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其执政的无产阶级政dang从整体上说，尚能正视和纠正自身的错误并顺应人民的改革要求；所以，这些国家才可以较快地形成社会共识，并在其执政dang和政府的领导下走上一条自觉主动、循序渐进和有条不紊的制度变革之路。而后者则如苏联和多数东欧国家，由于其政dang本身已经脱变成了一些利益集团即彻底背叛了人民，从而也就丧失了主导变革的能力；因此，这些国家的制度变革就必然会采取一种被动和激变的方式，即推举出新的政治代表，并且伴随着政权的更替和剧烈的社会震荡。例如在苏联解体前夕“对苏联公民的民意调查显示，只有7％-8％的人认为苏共代表人民，70%到80%的人认为它只代表它自己。”[116]同时，苏联大学生也普遍认为：“现阶段的dang是升官发财方便的跳板，但绝不是按照思想观点而联合起来的最优秀分子的组织。”[110]不过话说回来，尽管变革的方式大不相同，但是所有这些国家的制度变革却有着完全相同的内容和实质，即都是废除了“公有经济＋行政经济”而确立了“资本经济＋市场经济”；故此，本人实在无法苟同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看问题，从而对本质相同的制度变革却可以给出双重评判标准的奇谈怪论，即似乎有些国家就是搞了资本主义而自己则在坚持社会主义。同时，对这场大变革——仅就其离弃了原有制度而言，又理当给予肯定的评价，即使对那些被迫采取不得已方式进行的变革也不例外；因为相对于这些国家过去那种貌似先进和优越，而其实则是落后和差劲的社会形态来说，这简直就是一场伟大的历史回归和社会进步。

第四、前半场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变革确已成为历史事实，但是，人们却没有理由反过来否定所有原社会主义国家此前的革命本身；因为这些革命都是由各国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并验证了一个朴素道理：“世界上的人，不受压迫谁起来革命？”[117]至于说这些革命在成功之后反而被导向了一种错误的结局即建立了一种本不该建立的社会制度，那么这却不该归罪于这些革命本身，而是因为它们事先已被纳入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并因此被植入了上述那粒错误的种子所致；反之，只要我们把附加在这些革命身上的这种虚假性质剥离掉，我们就会同时发现，这些革命都是一些无产阶级领导并包括实现其自身解放要求在内的人民民主革命，亦本该有着符合自身内在逻辑的合理归宿，即建立起另外一种事后无须再实行彻底变革的社会制度。不过话说回来，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有着本该被历史所包容的一面；因为这个学说和运动的出现也并非偶然，反倒有着致使它们根植在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之上的深刻社会历史原因。同阶级局限性相对应的外因，就是历来本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所必然造成的阶级剥削和压迫，以及与之相伴的一系列社会矛盾，总之一句话，就在于当时本不理想的社会现实本身；历史已经无数次地证明:偏激的社会现实难免甚至必然会孕育出偏激的社会理想，换言之，“不现实的社会理想”和“不理想的社会现实”往往是一对孪生兄弟并各自表现着偏执的一面。整个冷战时代不正是这两者既共存又对抗的真实写照吗？而如今，恐怖主义不是还在原来的基础之上接踵而来吗？所以说，偏激的社会现实是偏激的社会理想的客观基础；反过来说，只有改造了前者，后者也才能随之销声匿迹。而同历史局限性相对应的外因，则正如恩格斯在分析空想社会主义的社会历史背景时所说：“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118]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连同它所造就的运动和制度及所引发的前半场大变革，都将留给历史了；但是，这段令人刻骨铭心的历史却也给人类社会未来的进步和发展提供了许多极其全面、深刻而又宝贵的启迪。

首先、它告诫人们：人类的任何社会理想和实践都不应该亦不可能超越于当时社会所能提供的物质条件的基础之上，即人类在任何时候都不应提出为当时社会的物质条件所不容许的社会理想并使之变为实际行动；而所谓“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9]则同事实相违。因此在今天，依然热衷于这个学说、运动和制度的人们，都必须果断放弃之；否则，便还会遭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惩罚，并终将被拉回到现实生活中来。当然，人们还是可以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视为人类共同理想；只不过他们必须认清一点，即这个理想并不具有任何实践意义。

其次、它昭示人们：当今人类世界仍然处在资本主义历史时代；资本主义不仅没有过时并且还将长期存在。而只要这种社会形态“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还没有“发挥出来”,“资本经济＋市场经济”就始终只能是人们不该和不得废止的唯一选择；原社会主义国家在排斥和取代了“资本经济＋市场经济”多少年后却还得把它请回来并反而促进了自身发展，不正是对这番道理的最好诠释吗？但是，肯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必然性，却并不等于说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及建筑其上的资本主义制度也是必然和不可更动的；而是力求说明：在当代，包括消灭阶级剥削和压迫在内的任何旨在改变不理想社会现实的努力，都不应当超出这种生产方式所能允许的范围。

再次、它提醒人们：恩格斯曾说过：“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119]；同时，人们又不可以再试图用消灭资产阶级的办法去建立一种消除各种社会矛盾的社会体系。那就只剩下一个办法，即改变现存的劳资关系；而其结果，则是必然创造出一种新的社会体系。好在前半场大变革的发生、“美国国会首次就奴隶制道歉”[120]、英国圣公会“向已故生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道歉”[121]、“俄教科书重新评价斯大林”[122]和“法国官方首次承认一战后对华不公”[123]等诸多迹象无不表明，当今人类社会正在迎来一个理性回归的伟大时代[124]；因此，只要我们沿着这条道路去探索，就会像马克思所说：“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着和古生物学中一样的情形。由于某种判断的盲目，甚至最杰出的人物也会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后来，到了一定的时候，人们就惊奇地发现，从前没有看到的东西现在到处都露出自己的痕迹。”[125]

    最后、它激励人们：人类必须为继续创造适合自己的社会制度而不懈努力；因为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仍旧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其实正如恩格斯所说，“共产主义（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dang派性学说，而是一种最终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只不过）既然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所以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革命。”[126]至于这个学说连同它所造就的运动和制度最后都失败了，那么，难道人类在社会科学领域不也像在自然科学领域一样，需要经历无数次失败并依次排除了任何可能的错误选择之后，才会找到一条通往成功的正确道路吗？而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学说、运动和制度不正是人类有史以来所有为争取美好未来而付出的全部努力的一部分吗？所以，人们非但不该为此而幸灾乐祸或垂头丧气，反而应当继往开来才是；“于是我们高呼：革命死了，革命万岁！”[127]并给它们画上最后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