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新民主主义前进之十七

浙江蓝汛

第二章

跳出误区确立新资本主义

四、政治经济学的否定之否定

事实上，马克思的原始积累理论本来就是他继亚当·斯密之后，为解答即“脱出”[90]“资本积累”[90]“好像是在一个恶性循环中兜圈子”[90]，所提出的一个看似逻辑周延、实则不知就里的“假定”[90]；而这也就足以解释，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和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虽说阶级立场截然对立，却仍有着相同内核，即都认为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唯一和本该如此的，反而都没发现它只是一种变态形式。

同时人们还可看出，尽管恩格斯曾批评黑格尔的思想方法是“头足倒置”[315]，可这种错误的思想方法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却没得到彻底匡正即转变为“头足正置”，反而变成了一种不去追寻积淀在各种经济事物中的原始动因和逻辑起点，却凭借思维把全部既成事实从时间和空间上串联起来的，既舍本求末又“头足侧置”的思想方法；而这则又足以解释，为什么在对政治经济学说来最具有本源意义的人与人和人与自然这两种关系到底谁决定谁的看法上，马克思就只能把前者对后者的反作用误解为前者决定后者，即“只有在……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316]，却始终没发现后者最终决定前者，即前者本来就是后者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必然产物。非但如此，这种割裂历史、头足横卧的思想方法还造成了马克思对人的本质和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相互关系的偏颇认识，即如他自己所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6]“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205]但是本文却认为：从自发经济看，人的本质正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即是以各种私有制作为意识和行为主体，并裹着人与自然关系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也不是后者决定前者，而是它们共同存在，并在人的主观能动性支配下相互作用和转化，直至构成不断演进中的人类社会。马克思之所以会得出上述结论，那不过因为，他事实上是站在一切社会关系既已形成和一定社会存在既已存在的历史基点上，来考察人的本质和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的；然而问题却在于，一旦作为人类意识和行为主体的私有制及其在人与人和人与自然关系中的能动作用被抽掉，那么一切社会关系和社会存在不就都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吗?

背离历史主义的立场、目的、方法、手段和由此形成的一系列原始错误，已经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蒙受了无可挽回的惨重损失；这其中既包括后来形成的若干个别结论的错误，也包括从中得出的一系列属于全局性和根本性，并足以否定它自身的重大理论错误。前者如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地租”[317]理论，由于他压根儿就没料到这种地租是来自资本价值法则对各种土地资源的价值给赋，便只好牵强地用劳动价值论来解释其成因，并不免为此极力回避地租属于生产成本的事实，最后便只得一则认为“土地不是劳动的产品，从而没有任何价值。”[318]另一则又杜撰出“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319]；而后者则又在于，正因为马克思既没看到生产要素所有权分立的历史必要性又没发现真正的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便只好一则把旧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归结成了“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320]，另一则又把劳资关系彻底倾斜状态下的剩余价值规律武断地当成了“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321]。对于这里的前一类错误，本文因受主题限制无暇一一顾及；但是对于后者，却不得不给以毫不容情的彻底揭露和澄清。

本门政治经济学认为：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上，人类能够以私有制为基础建立起一系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表现和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并据此实现发展乃至更好地生存和发展，这是自发经济的本质，也是人之为人的本性，和人与其他动物的高级区别之所在；至于说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反而建立了一种错误的人际关系并从而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和矛盾，那么这个过错却不该归罪于私有制，反而应当归罪于夹杂在自发经济内部的非自觉因素，何况这种非自觉因素又可以通过人类理性克服和纠正。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萌生到变异的历史过程无非在昭示后人：人类固然能够凭借主观能动性建立一种全面适合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反而无力摆脱他们在自然状态下业已形成了的人对人的胁迫和欺凌，还反而让后者在前者中改头换面地延续下来，并构成了全面自发经济中的逆潮流因素，以至于干扰了人类更好地生存和发展的初衷；难怪马克思曾痛斥：“自由竞争原则——听之任之原则”[322]，而恩格斯则指出：“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影响，那么，要使它们愈来愈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这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323]

据此而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全局和根本性错误就在于：它把仅凭旧资本主义社会的扭曲现实归纳而成的基本矛盾和经济规律，当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和规律，并就此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这种生产方式和作为全面自发经济原动力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而结果，则是既彻底排除了人类完全能够建立起一种对等合约式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来消除现存变态形式的劣根性，直至实现更好地生存和发展的历史可能性，又直接给一种不切实际的生产关系革命提供了口实。难怪马克思会认为：“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324]“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9]。“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资本正是以此不自觉地为一个更高级的生产形式创造物质条件。”[325]“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326]

实际上，只要捐弃任何成见或偏见便可发现：旧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就是由物和人这两类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之间彻底倾斜的权益和价值关系所决定的，社会生产与消费的失衡同全面自发经济的本意，即让人类更好地生存和发展之间的矛盾，从而也就是由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规律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及分配关系的变异所形成的剩余价值规律，同它的本来面目即真正的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之间的矛盾；因为显然，正是在这个矛盾的推动下，才有了“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327]，即“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328]继而“一方面是失业的资本，另一方面是失业的工人人口。”[329]“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327]并“出现狂热生产和商业危机的周期交替”。因此，若想了解这个基本矛盾发生作用的机理，只须抓住它的症结，即源于初次分配中资产者占有了劳动者的Vm所形成的Pm＋Cm＋Vm与A之间的倾斜关系，并把它以总和的方式在宏观上展开便可见微知著了；当然，为了揭示这个过程的全貌，尚有必要先把这种总的倾斜关系分解为Pm＋Cm与A之间的失衡和Vm与A之间的对立，继而再分析Pm＋Cm＋Vm与A之间的关系破裂，直至总结出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成因和本质。

首先，微观经济结构中资产者和劳动者的价值关系在Pm＋Cm与A方面的失衡，势必引发生产规模盲目扩大和有效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而其本质则是生产脱离了本应有的“内在动机”[330]和“目的”[330]；进而，这个矛盾又必然导致同行资本家的恶性竞争即“资本的集中”[289]、“垄断”[289]和“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289]尔后则是失业工人的恶性竞争和“工资被压低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331]。其次，微观经济结构中少数资产者占有了众多劳动者的Vm用于消费，又必定促使Vm与A的消费乃至产业结构和资本商品价值体系产生分化和倾斜，即一端是以“相对过剩人口作为基础……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都非常高”[332]的“生产奢侈品的部门”[332]林立，而另一端，真正为满足全社会生活必需的基础产业的产品价值和利润，却被劳动大众日渐低下的购买力压缩到社会平均水平以下；于是，一个挥金如土和生活必需相抗衡的“畸形社会生产消费结构”、一个包括工农业产品价格在内的“高低端产业的产品价值剪刀差”，和一个上富下穷、上小下大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便作为这种社会的常态出现了，而其本质则正是这种社会必不可免的两极分化，即少数人拥有越来越多的财富和资源、生活愈益奢侈，大多数人却反而只能享有越来越少的财富和资源、生活日益贫困。在这里，Pm＋Cm与A的失衡和Vm与A的对立互相影响，并促使这两者的差距同步扩大，直至把资产者和劳动者都程度不同地卷入到“生存斗争”[53]的漩涡中来，而这种社会本身，亦变成了一种令人提心吊胆、如履薄冰的“底线社会”；在那些老牌的旧资本主义国家，这种生存斗争和底线社会只能靠劳资间的阶级较量、实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扩张及不平等的对外贸易、对农业等基础产业的财政补贴和失业者的生活救济，及发展慈善事业和惩治犯罪等手段缓解和维持。

生存斗争的底线社会还只是危机的沃土；但上述矛盾的恶化却终究会把底线击穿。首先，A的持续萎缩迟早会把Pm拖回到与之相适应的水平，并逼迫相对膨胀的Cm变为“过剩资本”[333]滞留在流通领域，而满足了奢侈消费后剩余的Vm也必然源源不断汇聚其中；于是，过剩资本便只好“被迫走上冒险的道路：投机、信用欺诈、股票投机”[334]等，其本质就是过剩资本的虚拟增殖，而且乐此不疲的也并非只有“大量分散的小资本”[334]。其次，当劳动者的Vm被剥削之后，他们便只得靠低微的A来兼顾生存和发展这两种消费，而结果则必然是这两者都无法得到有效满足，遂迫使其另谋出路；或是借贷消费，而本质则是过剩资本对Vm的有偿填充，或是节俭出部分A“投资致富”，却反而把A投入了过剩资本，并把社会矛盾植入了人的本性之中。最后，当A被基本上掏空，即其短缺、透支和异化已使它呈现零甚至负值的时候，不仅生产资料和产品会大量闲置和积压，而且庞大的过剩资本也会暴露其泡沫、坏账和“纸制复本”[335]的真相而挥发殆尽；至此，以“生产过剩”[329]和“资本过剩”[334]为表象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便来的，其本质就是资产者的Pm＋Cm＋Vm与劳动者的A之间的价值关系彻底崩溃，而结果则无异于用一个硕大的正数去乘以零或负数！

拯救经济危机是国家行政和金融机构的事，即力求通过包括发行国债和纸币在内的赤字财政来启动投资和生产、拉动就业和消费，而本质则是物质资本价值的“重新给赋”，以便炮制出新的“现实资本”[335]；但是，无论这些拯救措施多么雄心勃勃和“对症下药”，却终归是在旧资本主义框架内的挣扎，并难免把旧的生产关系“再生产”[296]出来，以至于让整个社会重新回到原来的起点，再转入新一轮的恶性循环。所以正如马克思所说：“不是财富生产得太多了。而是资本主义的、对抗性的形式上的财富，周期地生产得太多了。”[336]“危机永远只是现有矛盾的暂时的暴力的解决，永远只是使已经破坏的平衡得到瞬间恢复的暴力的爆发。”[337]“否则，人民群众缺乏的那些商品，怎么会没有需求呢；为了在国内能支付工人平均程度的必要生活资料，必须到国外、到远方市场去寻找这种需求，这种事情又怎么可能发生呢？”[338]

    然而，所有这一切却还不是旧资本主义的最大恶果；更要命的是，它破坏了全面自发经济中的发展主题。因为显然，一方面，资产者占有了劳动者的Vm用来奢侈消费，势必既基本上剥夺了广大劳动者的发展消费需求，又使得社会生产力被迫进行过度的横向扩展，另一方面，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又难免让固定资本更新和新技术革命事实上变成了“经济危机周期性的物质基础”[339]；正如马克思所说：“当生产的扩大程度在另一个前提下还远为不足的时候，对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不是在需要的满足要求停顿时停顿，而是在利润的生产和实现要求停顿时停顿。”[340]它是“靠牺牲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力来发展劳动生产力”[337]。

江斯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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