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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难题是英国学者李约瑟所提出的，其内容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对此问题的争论一直非常热烈。
其实李约瑟一直强调其问题是把双刃的剑，李约瑟难题还有另外一个表述方式：为什么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之间，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较之西方更为有效？或者，为什么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界假说的数学化学及其相关的先进技术，只是辉煌而短暂地兴起于伽利略时代的欧洲？
李约瑟在193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科技史时提出了这一问题。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很多人把李约瑟难题进一步推广，出现“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等问题。早在李约瑟之前，就有很多人提出与李约瑟难题类似的问题。中国学者中最有名的是任鸿隽在中国最早的科学杂志《科学》第1卷第1期(1915年)发表《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一文提出了类似的问题。
而西方作品的部份，魏特夫在1931年的一篇文章〈为何中国没有产生自然科学？〉开启了李约瑟对中国的科技史的研究兴趣。若如很多不深入理解者所以为“为何中国没有产生科学”这句话就是李约瑟问题的全部内容，那麽不亦是说：李约瑟是被“李约瑟难题”所吸引，进而研究它，然后再把它给提出来——这么说显然是不准确的。李约瑟在经过他毕生的钻研后总结说：魏特夫的看法是太过肤浅的并且是欧洲人本位的。在这一个部份，李约瑟已经在西方获得“中国科技史”的权威研究者评价，但李约瑟却也必须承认中国这四、五百年来的科学落后仍是不争的事实，所以魏特夫的提问仍然没有解决，而李约瑟不愿意武断地结论中国人的民族性较西方人次等。正是因为李约瑟拒绝像他所批评的魏特夫一样用民族性差异做为这个问题的解答，因此陷入了难题。
对于这一问题的试解答，大致可以归结于群体原因和个体原因。群体上讲，西方近代科学只能在民主的环境中产生，而中国千余年来是君主集权统治；而且，道德化的儒学在中国占统治地位，鄙视科学和技术，阻碍了科学的发展。个体而言，中国人缺乏实验的精神，不重视实证，这大概也可以归因于儒学。其实这些原因在明末都是不成立的。晚明的社会是一个多元社会，王阳明心学的流行导致了个人自我的解放和思想界的异常活跃，朝政松驰后的社会各阶层的力量也被唤醒被激活，复社的兴起又形成了一种略似于近代的民主自由，而国事的日紧又要求经世致用的学术产生。中国科学史上的颠峰之著，《农政全书》完成于天启三年，《天工开物》和《徐霞客游记》均完成于崇祯十年，方以智的《通雅》和《物理小识》则完稿于崇祯十二年和十六年。如此密集的科学成果，看似偶然，其实是当时活泼的社会环境的必然。即以明朝一度占统治地位的理学而言，通常人们也有误解。理学本身其实是科学的实证的，它要求人们去格物致知。朱熹本身是一位重视科学观察和实验的自然科学家，李约瑟曾一再强调朱熹理学“反映了近代科学的立足点”。以信奉理学的方以智为例，方中通记述了方以智写《物理小识》时用实验反复验证：“采摭所言，或无征，或试之不验，次贵质测，征其确然耳。”（方中通《物理小识编录缘起》）近代科学的曙光在这一时期的中国已经显露，而西方的科学也在这时传入。融会中西之学，结合中国传统擅长的技术方法和西方日新月异的基础科学理论，到了最恰当的时候。但是，满清的入主中原，所有的一切均被腰斩了。
徐复观先生认为宋明理学是“真正人的觉醒，知识分子的觉醒”（《徐复观集》）。钱穆先生则认为“若强要我们以西方文艺复兴相比拟，则该是宋儒，非清儒”（《国学新论》），“宋学精神，厥有两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创通经义，而精神之所寄则在书院”（《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理学的精髓，其活泼的激发人们创新性的讲学传统，却被清廷所压制所摧残：“清廷虽外尊程朱，而于北宋以来书院讲学精神，本人心之义理，以推之政治者，则摧压不遗余力”（《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鲁迅先生则更是一针见血：“清廷虽然尊崇朱子，但止于‘尊崇’，却不许‘学样’，因为一学样，于是而有学说，于是而有门徒，于是而有门户，又是而有门户之争，这就足以为‘太平盛世’之累。”用“太平盛世”用“稳定压倒一切”作借口而愚民与专制，压制自由的生活环境与活泼的学术气氛，是中国的惯技。中国自宋之程朱的讲学，明之陈献章、湛若水、王阳明、东林诸人的讲学，传播其政治学说，实践其政治理想的自觉与勇气。这一儒家的道统自满清入关而断裂。对于朱熹本人而言，尤其具有讥讽的意味。朱熹主张限制君权，主张皇帝应该把国家大事交给宰辅和大臣们共同处理，主张用经筵讲席等方式来考核监督皇帝的言行，但清朝的皇帝恰恰用朱熹的名义赤膊上阵，将权力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朱熹反对科举，鄙视时文，但明清的皇帝恰恰用朱熹的著作作标准来科举八股，以清朝最烈。诚如徐复观先生所说：“专政政治压歪并阻遏儒家思想的正常发展，如何能倒过来说儒家思想是专政的护符？”（《徐复观集》)
明代以暴政著名，以虐待士大夫著称，但士大夫仍以自己的血肉之躯，以自己的生命维持着读书人的体面。至清朝，则完全斯文泯灭，文字狱与诵读“上谕圣训”并举，在“盗贼的气氛之外，再加强奴才的气氛”（《徐复观集》），现在满屏幕清宫戏中一声声响亮的“奴才”，可为一证。读书人要么趋炎附势成为小人，要么埋头考据训诂以明哲保身。明末现代化的曙光，不知道被埋葬到什么地方了。《天工开物》是极好的一个例子，天工开物记载的技术方法在当时很多仍领先于西方，潘吉星《中外科学之交流》一书详细讨论了天工开物在日本和西方的流传与影响。事实上《农政全书》和《天工开物》印行后立即在日本传播，日本的生产力迅速提高，民众因此而觉醒而“倒幕”，从而使日本走上明治维新的现代化道路。但潘先生忘了陈述一个事实，在清朝，天工开物在中国消失了，直至民国年间才由日本返回中国。和天工开物相同遭遇的书很多，乾隆修四库全书的“盛事”，十年中仅浙江省就下毁书令二十四次，焚书近一万五千部，全国焚书可统计的达七十一万卷，实际数目远超过此。蒋方震先生在为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写的序中讨论“纯正科学，卒不扬”的原因时，列的第一条即“清以异族，入主中夏，致用之学，必遭时忌”。可以启发民智的思想性书和可以富国强民的技术性书由于其对清廷的潜在威胁性，在中国消声匿迹，民国时才在欧美日本重新一一“发现”。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九月，在内忧外患中，清廷降旨“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均著从祀文庙”。此时，人们才发现明末哲人的书中，存在着强国的方法。“清初几位大师，实即残明遗老，黄梨洲、顾炎武、朱舜水、王船山之流，他们很多话，在过去二百年间，大家熟视无睹，到这时忽然象电气一般把许多青年的心弦震得只跳。”（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但为时已晚，明末中国现代化的被腰斩，近三百年的从政治到思想到科技上的全面倒退，中国落后太多太多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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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4-27 0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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