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了车站，走向某处

啊麦

公交车站旁
     从公交车下来，双脚并拢站在路边，一直看着（与其说是“看”，不如说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没有目的的“希望”）车子如一只受伤的甲壳虫，被人摆弄着缓缓走向另一境地的中央。我抬起头的那一刻，零点五秒或者一秒的时光里，只觉得是重新遇见了什么——身体某处一个古老的器官，在若干年前往别处送出了信号，直到此刻才偶然收到回应，然而出乎人意料的是，你却惊奇它竟来得那么迅速。
  傍晚黑色的天空，一如蓝色大海下面最后一层被囚禁着的的颜色。
                                                          石墩上
   似乎是两年前，又似乎是三年前，我在想，究竟是两年前还是三年前呢？现在看来，委实没有重新计算的必要了，两年或者三年，对于一种纯回忆的行为来说，那也就是一段仅可估计，不必精确的时间数值。那年的夏天的午后我躺在冰凉的河水里，阳光如一段玻璃破碎的声音围困着我不甚清醒的脑袋——脑袋固然是湿的。湿漉漉的脑袋一直把所有的事情从头到尾想了一遍之后就决定以后绝不再想了。六月的树叶籁籁作响，那个年头的少年无不怜惜这声响，因它响得太透彻，直教人深信它的纯洁和无辜。从公交车下来时候想必就是这样的感觉罢——也许是，也许不是，也许介乎于也许是和也许不是之间，不能说复杂，但很难藉以文字表达。我在离公交站一百三十一步远，一个用以分散人流的石墩坐下，一如两年前或三年前的那个夏天的午后躺在冰冷的河水里那样想东西。脑子依旧湿漉漉，像极一朵被反锁在黑色衣橱里面滴水的乌云。
                                                       另一个车站
    想抽烟，但烟早在昨天喝酒的那几个钟头里面已经被一根接一根地抽完；想听Xandria的《Eversleeping》，但MP4早在上年已经遗失在某个我永远不知道的地方；想找个地方躲起来，这个倒是可以满足自己的。想躲起来这种状态，若称之为“精神”，则可为“瓦尔登湖式精神”；若称之为“病症”则为“梭罗式病症”。精神也好，病症也好，我始终要找个地方躲起来，于是我走向另一个车站。
    另外一个车站，没有人在等待。车站里所谓的“等待”只不过是一种已知去向，但却无能为力的行为。生命中的“等待”却未可知去向，想必生命的精彩之处就在于这种“等待”的目标是未知之物罢。今天中午在天河一个小型商场中缓缓上去的电梯上，我看见有那么一个女孩在玻璃窗外面静静地坐着，仿佛一枚沉在草丛深处的硬币般沉默。女孩二十岁左右，面貌姣好，衣着也得体时尚，然而靠着粉红色的墙面的静默似乎不合乎一切场景，就像被人生硬的从另外一个空间或者时间里面拽过来，安放在那里供人观赏。但是她确实坐在那里，并一言不发。现在想来，她是在等待吧，可等待什么，究竟是已知事物还是未知事物我却无从考察。
   我用右手把脸埋起来，一遍一遍地想着那女孩，还有自己——世界上所有的人就是一副牌，并且被一个称为“上帝”的男人不断地洗着，每张牌偶尔与另外一张牌的瞬间重叠就是每个人与另外一个人的匆匆擦肩而过。然而那时候的女孩和现在的我，却被上帝抽了出来，放在别处。我理清了思路，觉得这实在是一个绝妙的比喻。
   直到看见一个挎包戴帽的男孩朝我走来，我才蓦然觉得，自己又被上帝放回去了原来那叠牌。
   然而那个女孩子呢？
                                              宿舍门前
   回来了，在开门的那一刻，我看见了灯光。
                                         
                                                                                                                            阿麦，满身疲惫，写于三月八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