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宫”书记与司法权地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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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6月底，在新华网上看到一则新闻：原安徽阜阳市颍泉区委书记张治安涉嫌报复陷害、受贿一案已由芜湖市人民检察院依法侦查终结，并向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颍泉区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汪成报复陷害案也一同被提起公诉。张治安即网上戏称的“白宫”书记。


　　报道称，张治安怀疑下属李国福举报自己的经济问题，由此产生报复意图，要求时任颍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汪成严厉查处李国福经济问题。张治安多次向颍泉区人民法院院长打听案情，并授意重判李国福。

　　在张治安的施压下，汪成授意颍泉区检察院反贪局对李国福涉嫌tanwu、挪用公款进行立案。汪成对审查逮捕的承办人明示李国福案系张治安交办。承办人明知不符合逮捕条件，仍违心向检委会汇报建议逮捕的审查意见，导致李国福于2007年9月7日被错误决定逮捕。李国福被逮捕后关押在阜阳市看守所。由于李国福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严重疾病，不符合关押条件，看守所遂提出变更强制措施。但是，汪成拒绝了看守所的提议。


　　由于不堪折磨，李国福于2008年3月13日在关押期间自杀死亡。

　　据2009年3月09日大洋网—广州日报转述安徽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崔伟的说法，汪成现在“很懊悔”——他和张治安是同学、老乡，但和李国福之间不存在恩怨;更重要的是，“张是区委书记，他是检察长”。 崔伟说，“客观地讲”，一开始，汪成不太赞成张治安的做法，但“张对其施加了压力，不查我就撤你”。


　　从表面上看，李国福被违法逮捕、关押，是张治安凌驾于法律之上，肆意践踏法律，滥用公权力打击报复李国富；而汪成则无视法律规定，一味迎合张治安，为虎作伥，充当了张治安的帮凶。

　　而我，则看到了司法权地方化的问题。

　　目前，地方的司法权无论在制度设计和现实运作中都是属于地方的。在体制设计上，地方人大是地方的国家权力机关，地方人民法院和地方人民检察院都对人大负责。在人事制度上，各级地方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由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和罢免，副院长、副检察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员、检察员由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本级人民法院和检察院的工作。通常，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主任由同级党委书记兼任，因此，党委书记对法院、检察院的人事任免具有相当重要的发言权。另外，法院、检察院还要接受政法委的领导，而政法委书记通常由同级党委副书记或党委常委兼任，换言之，党委书记对法院、检察院的事务有相当大的发言权。以上描述的是制度设计上司法权的地方化。

　　在现实中，司法权的地方化表现为各级地方行政机关对司法权力的限制及影响。导致地方司法机关不隶属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却隶属地方行政当局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是：法院和检察院的的主要经费都源于同级财政，其它物资资源也受制于地方行政部门。

　　司法审判权力的地方化，影响了国家法律实施方面的统一性，影响到了司法权威，使法官的公平和公正执法没有充分有效的法律保障。同时，它导致或助长了审判和执行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容易产生各种司法Fu·Bai。

　　因此，在我看来，汪成的懊悔可以理解，值得同情。在这样的制度下，要求汪成之类的官员不畏权贵、为民请命是不客观和不现实的，也是不道德的。宁愿丢掉乌纱帽也要为民做主的官员不是没有，但是不能作为普遍规则要求所有官员。毕竟，像海瑞的人不多。

　　因此，我认为需要建立一整套的司法制衡，以妥善处理中央政治的统一性与地方政治的特殊性之间的关系。

　　我认为，在目前框架内，司法制衡制度的核心内容是把司法审判权从地方收归中央，由中央实行垂直管理。县域司法制衡的原则是在一个县的区域内，司法部门与县政权分离。显而易见，建立县域司法制衡的关键就是让县法院和县检察院的人、物、事脱离县政权的控制，在人事、财政、业务三方面直接对中央政府负责，而不是对县领导负责。为了防止县法院和县检察院与县级政权建立不合法的关系，中央政府可以考虑实行司法人员的流动回避制。

　　再往下研究，则涉及到司法独立问题，这个问题深奥且敏感，本文就不再探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