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组部试点党内民主改革 湖北罗田县委不设常委

灰鸦

评议制下的监督

　　元月21日，县人民会场。2005年党代会年会最后一天，200余名经过激烈角逐产生的党代表都有些兴奋莫名。

　　评议票和签字笔发下来，党代表徐慧芹一看，上面横着列了每个委员的名字，纵向的则是“履行岗位职责及完成年度目标任务”、“落实县委交办工作”、“应对灾情和突发事件”、“廉洁自律”等10个方面的情况。此前一周，每个委员自己写的述职报告就已经发到党代表手中。“就像我们在意学生对我们老师的评价一样，他们彼此之间肯定还是有个比较的。”徐慧芹是中学英语老师，她的判断是：“材料写的80%都是真实的，县城就这么个圈子，他一个大活人，怎么敢瞎说？要是编些成绩上去，也蒙不过去啊！”

　　“优秀”、“称职”、“基本称职”抑或“不称职”？徐慧芹埋头填写，只听见周围都是翻动纸张刷刷的声音。“我想，台上的领导肯定更紧张吧。”

　　会后几天，徐慧芹就收到了常任制办公室反馈回来的统计票数，薄薄的一张纸，上面，各个委员所得的各种票数赫然在目：书记优秀票189票，满意票8票，名列第一，而最后一名干部的优秀票只有160多票，另有不称职票4票。

　　“过去谁能管得了干部？上级领导隔那么远，代表又不管你，所以民间开玩笑爱说，‘说你行就行不行也行’。”现任常任制办公室主任叶汉朝是个阅历丰富的人，年轻时在外经商，回到党校教书后还出书研究古代的官吏制度。“要从制度上解决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相结合的问题，肯定要有评议制。”

　　“一开始争议最大的也是这个，领导们一是担心这个评议能不能取得实效，二是担心能否公正客观，怕平时工作得罪人怎么办，被捆住手脚。等意识到这个评价跟政治前途挂钩，权威实在了，又难免担心动起真格来，把自己的官评掉了咋整？”

　　《关于对县委委员实行评议制的规定》是这样设计的：代表在大会期间可以向“两委”和“三个党组”及其成员提出询问、质询或罢免、撤换要求。对“因重大决策失职、工作严重失误、廉洁问题、道德败坏等原因，在党员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的领导干部”，党代表可以联名或由代表团提出罢免撤换的要求。要求一旦提出，全委会必须决定是否提交大会进行表决，大会未予表决的要在会后按干部管理的有关规定处理。

　　评议结果要作为考核委员政绩的重要依据，文件明文规定，不称职票达到30%的要引咎辞职，不称职票达到50%的，立即提交党代会进行罢免表决。

　　等到届中的信任投票，如果不满意票超过30%的领导班子，必须写出书面整改报告，对个人而言，不信任票达到1／3的，必须责令辞职。

　　“这里面很微妙，这个新鞋子肯定不如原来的鞋子宽松，内心谁愿意呀。反反复复讨论过好多次才确定下来。但既然制定了规则，就要按规则办事。”

　　但是，评议结果出来却“非常客观公正”，叶汉朝说，“你想啊，代表来自方方面面，工、农、企业、知识分子、干部。他说了真话还是假话，努力的方向对不对，工作有没有实绩，大家是有杆秤的。”

　　而后几天，记者采访的几个委员也都承认说，“最多和最少都在大家的预料中。”一个基本的看法是，平时干事得罪人多的票数在中上，当“老好人”不干事的票数反倒最低。

　　下面的党代表的说法更具体：“那几天，票数低的，人一下子就变谦虚了，跑基层也跑多了。”

　　还有人给记者分析说，别看前后相差也就一二十票，但很说明问题。普通的群众党代表大多不了解上面的内幕情况，一般都会老老实实地投票，而掉票往往都掉在科局级的干部代表这一层，“当官当的是面子，票数高，腰杆都直；要是票数太低了，就算不罢免，当得也没味道啊。”

　　还有一个党代表压低了声音给记者说，“最明显的变化是，今年过年，红包都没人敢收了。”

　　县纪委的信息更为准确地反映了这个“紧箍咒”的厉害。“这年把来申报重大事宜的起码翻了一番，”纪委委员汪福平说，某个局长的女儿要结婚，他来提前申报说有几辆车接送，办几桌，结果纪委派人核查，确实没有动用一辆公车。

　　“干部没有‘保险箱’了。”纪检干部胡立春的看法是，“原来大吃大喝、请客送礼够不上纪检处分标准，没政绩也混得下去，但是，现在如果党代表意见大了，投你不信任票，或者联名要求撤换，南郭先生就混不下去了。”

　　党内管理体制再造

　　就在半年前，中央党校第九期县委书记进修班和黄冈市委组织部来罗田调研，都发现罗田目前的改革事实上接近于“党政合一”。

　　市委组织部对此提出的建议是“县级改革走党政合一之路更为合理……减少行政摩擦，从机制上保障县委统领发展的能力”。

　　一个相关的背景是，就在今年初，整个湖北省推开了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其中一个大动作，就是乡镇党委书记和村支书都是“党政一肩挑”。

　　目前，全委会样样工作一把抓，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的现状，使得决策权和执行权的分离问题也迫在眉睫。市委组织部调研组的一个思路是将全委会改组为党代会常设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前者成为党代会闭会期间的最高决策和监督机构，后者专管执行。但另一种不同意见认为，这种决策和监督合一的模式又容易陷入过去党委管人、政府管事的老框架，还是应当分开。

　　另一个问题是，党际监督是否继续存在？县委副书记兼任政协主席，在理论上就丧失了党际监督的可能性。现实的情况是，罗田少有民主党派人士，县政协7个副主席中只有一个是无党派人士。因此，县委组织部在考察雅安回来以后，就试图将党代会和政协会“套着开”，“这样，政治协商提的提案和建议就可以直接吸收反馈到党代会上。”借鉴取消乡镇政协的思路，市委组织部调研组留给罗田的建议甚至是“政协在县级完全可以取消，其相关职能可以由县委统战部承担”。

　　“委员制试点的实质是县级领导体制的一次再造，尽管罗田的改革还有着诸多理论问题尚待争论。”县委组织部长黄智敏此前在黄冈市委组织部工作，他的体会是，“关键是常委变成委员以后，权力来源有了变化，‘代议’的意味浓了，连带着决策思维也变了，成了一次‘还权’的试验。”

　　而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振的说法更清晰，他是组织部聘请的信息监督员，“党代表选出来还要评议打分，跟任命的肯定不一样，以前两眼向上，现在至少是一只眼睛看下面了。”

　　“过去是每年十件大事，现在是群众十难。”他的体会是，“过去重形象工程、路边工程，现在弄的都是水泥公路进村、人畜饮水这些群众家门口的事。”

　　“每年开年会都要评议，委员就会被逼得要不停地做事情。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东西，跟交通规则一样，开始是强迫，慢慢就习惯成自然了。”张振的看法是，“政治改革有多种形式，关键还要看选出来管理地方事务的人有没有为民办事，办了，才是真正为人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