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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刚结束,期间,在本澳媒体上出现了两则新闻,不约而同谈及中国文字「繁」、「简」体问题;而且,由内地委员、本澳委员分别向政协大会作出南辕北辙的提案。宋祖英、黄宏、关牧村等二十一位内地文艺界委员联名提交了《小学增设繁体字教育的提案》;而澳区全国政协委员陈明金在提案中则建议zhongyang政府与港澳两特区政府协商,理顺「一国两字」现象,制订时间表,逐步普及推广使用简体字。
导致内地、澳门委员因为「一国两字」问题而在认知上出现差距,也许,正好说明不同岗位看同一问题所出现的差距,有需要透过沟通、论证来对「解决问题」作出判断,所谓「集思广益,真理愈辩愈明」。以下,笔者试图就上述两份提案的理据,凭管见加以分析,希望抛砖引玉,但却没有繁简字谁取代谁的意图;相反,身为现代化下的中国人,尤其是港澳居民,更应繁简并用,才能在这个时代肩负薪火相传之责,为中华文化延续、復兴贡献一分力量。
内地政协委员提倡繁体字教育的理据,正源于他们文艺界的切身感受,认为中国文化需要承传下去,便离不开繁体字这条中国文化的「根」;知晓繁体字,就知晓中国汉字的由来,知晓中国文化的由来。故此,他们认为在小学阶段设置繁体字教育,全国人拥有知晓中国文化的工具,对国家统一、民族兴旺都有好处。
而澳门委员陈明金关注「一国两字」,为港澳与内地以至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带来不便,也给文字处理工作带来麻烦。因此,他建议特区政府的中文文本率先使用简体字,媒体、教科书和学校教学先使用简体字,之后逐步在更大的范围内全面普及推广。
显然,两者认知的分野,在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不同出发点而对繁简字应用有不同的见解。
正如陈明金委员所说,文字是社会交际的重要工具,那么,笔者试图将这种工具阐列出如下特性──
一、政治性:每个国家、民族,都会确立自身的一套文字规范;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使用的是简体中文,且联合国和多个全球性组织,以中文行文都採用简体字。
二、经济性:文字展现在社会交往中,很大程度会突破政治性而体现它的「经济价值」; 诸如贸易、合约多採用英文;早年台资大举进驻大陆沿海地区,当地瞬即出现了大批繁体字招牌、广告的情况;青岛因为有较多韩商投资,也出现不少韩文广告招牌;至于一些旅游热点,英文更是随街可见。这,就是文字的经济作用特性。
三、文化、艺术性:文字是一个民族、文化传承的载体、工具,欠缺了对这个民族文化文字的认识,便会截断这个民族文化的传承,令文化湮没。正如我国西夏、满州文化,至今因为能懂西夏文、满文的学者寥若晨星,研究西夏文化、满文化的人已是绝无仅有,更遑论传承。欠缺了文字这条文化的根,文化无从「生存」。
此外,汉字除了是人与人交流、交际的工具,它还赋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见于书法,从书法作品使用繁简字的比率,便可以得知艺术价值高低,同时彰显了文字的艺术特性。
四、意义特性:中国文字不乏一字多义,故此,便形成了「文字处理工作的麻烦」。但是,从文字的演变过程中,也形成一定的规范,令人们容易掌握文字在句子中所表达的准确意义。但,在简体字的应用上,却出现了意义特性被「模煳」的情况,如:姓肖/姓萧;斗/斗使「斗门」误作「斗门」;复─復/复/覆、里─里/里/里、干─干/干/干、系─系/系/繫,在阅读时要花时间贯通文义。
因此,怎样顾及文字这些特性,运用于社会交际经济发展交流,以至怎样维持中华文化的「根」,以文字作为认知工具,代代承传,便不得不摒除政治意识形态,立足于民族復兴来作审视。
其实,生活在港澳、接受当地教育成长起来的一群,今天,大多能繁简并用,尤其近年本澳学校开始採用内地教材,加上各种社群交流和文化交流,年轻一代繁简并用已很普遍。
而且,也可以分作书写和印刷两方面,尽管媒体和印刷用字是繁体字,但,在人们日常生活、工作的书写中,由于便利的关系,更是繁简草互用,达致水乳交融境地。加上,现今科技先进,数字化、电脑化普及,繁简互换的问题,早已因为文字输入法和文字处理软件的高效性而得到突破,为文字处理工作带来很大便利。
故此,笔者更关切二十一名内地文艺界政协委员提出中国文化的「根」这个理据,希望在全国小学增设繁体字教育这个提案,是否能得到内地普遍的认同?因为,这是内地文艺界在他们专业范畴中深深体会有所不足而发出的唿唤。
无可否认,中国经歷三十年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可是,在精神文明、中华文化承传上,却并非与经济发展形成两条腿同步走路。而由于十七大提出建设小康社会、民族復兴的重大议题,更鞭策内地文艺界的使命感,要为民族文化、国家统一、民族復兴发声,让国人重新认识繁体字这条中国文化的「根」。
可幸的是,港澳两个特区由于歷史原因,能够保留繁体字这条文化的根,人们又能够广泛接触,形成繁简并用。
那么,其实我们更要好好珍惜这个优势,为中华民族復兴、中华文化復兴贡献更多力量。
二零零八年三月廿一日
市民日报.濠江点评
陈 程(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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