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国》争议：电影也是言论自由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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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日华人导演李缨拍摄的纪录片《靖国神社》（曰ben片名《靖国》）最近在东京、大阪等地一些电影院相继遭遇停映风波。
[文/研究员 刘柠 [email protected] ]

旅日华人导演李缨拍摄的纪录片《靖国神社》（曰ben片名《靖国》）最近在东京、大阪等地一些电影院相继遭遇停映风波。该片通过对锻造军刀“靖国刀”的工匠对靖国神社复杂心情的细节描绘，暗含了对战争的批判，获今年香港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人道奖。

据此，影片遭到部分立场保守的周刊杂志围攻，被指为“反日电影”，在摄制过程中曾得到公共资金赞助一事也被质疑。其后，主要由自民党保守派少壮议员构成的议员组织“传统与创造之会”会长稻田朋美出面向内阁文化厅提出质询，以此为契机，影片正式公映前，以全体国会议员为对象，先行试映。

观影的政治家意见纷呈，莫衷一是：稻田自己“感到某种所谓靖国神社乃驱使国民走向侵略战争的装置的意识形态化信息”，但也有议员认为“并非是那种硬把观众往自虐史观里拽的影片”。稻田其人的问题和初衷是该片作为公共资金赞助对象是否合适，但如此这番动议的结果，事实上却成了阻挠影片合法公映的院外活动。尽管稻田本人解释说，自己“完全没有限制表达自由和上映的意图”，但影片的上映却很可能因此而流产。

对此，日电影戏剧工会联合会向政府文化厅发出质问函，指出“试映会乃文化厅在执政党议员压力下举行，可能导致侵犯言论自由的重大问题”；工会方面还致函试映会的始作俑者、自民党议员稻田朋美，“强烈抗议政治介入”；本片导演李缨所属的日电影导演协会也发表声明，在坚持捍卫言论自由立场的同时，表示“非常担心今后出现主动放弃‘敏感’题材拍摄计划的动向”。

不过，在停映风波曝光引起舆论关注后，另一些电影院反而表示希望上映这部影片，而共同社报道，近日北海道、京都市等地电影院也表示按原定计划在5月以后公映这部影片。

电影，作为一种物化的工业制成品，不仅是通过上映活动赚取票房利益的经济项目，而且是艺术表现和言论表达的媒介。在民主社会，其表达自由的权利必须得到保障，这不仅是宪法权利，更是知识界的良心共识，已成为社会“公序良俗”的核心。影院，并非一般的公共场所，而是承担了上述保障功能之一翼的社会性存在。惟其对那些赞否两论、褒贬不一的作品，才应当让尽可能多的人去观赏、思考、评价，以尽电影作为艺术文本的教育功能和作为大众媒介的思想传播功能。

正是为了充分保障这种权利，曰ben早在战后初期的1949年就制定了《映画伦理规程》，导入电影分级制，以立法的形式面向未成年人设立了一道防火墙。可以说，这是惟一必要且充分的法律规制手段及对需保护人群的救济手段。在此之上，法律不仅不能，而且根本无需介入。

法律如此，遑论政治、行政。正因为国家有边界判然分明的法律规制及包括政治家在内的全社会对法律的尊重，长期以来，曰ben电影才能像法国那样，在好莱坞商业大片无所不在的渗透之下，保持了小而精的良好创作生态，不仅拥有众多的电影大师，其低成本产出的“邦画”、日剧，成为不折不扣的造星工厂和亚洲独特的魅力风景线。
不仅立法上，在司法层面，其法治社会完备的司法体系确保了包括电影在内的艺术生态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与《靖国神社》事件前后脚，另一件名誉权诉讼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因在《冲绳笔记》一书中描写了太平洋战争后期的冲绳战役中，在美军最早登陆的庆良间诸岛发生的惨绝人寰的原住民集体自决事件系日军命令所致，遭原负责镇守岛屿的守备队长等老兵的起诉，后者要求作家及出版商岩波书店道歉，并索高额名誉赔偿金。但法庭（大阪地方法院）经过周密调查，得出了“有相当理由相信存在军方当局的命令”、“可认定日军深度参与了集体自决”的结论，全面驳回了原告的要求。维护了历史正义，也保护了作家的创作自由。

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正因为有了立法、司法与文艺创作之间良性循环的互动机制，东洋艺术才成为所谓“酷曰ben”的软实力，极大提高了国家在21世纪的国际竞争力。

注定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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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贴我只想到一件事——《南京》在中国的放映
即使在政府的支持下，依然是惨淡收场……
我有罪，我至尽未看那部戏

注定伤害

根据小说《解剖》改编，著名导演安杰依-瓦依达执导，柏林电影节入围波兰电影《卡廷》，讲述了发生在1940年二战期间的一起悬案——卡廷惨案。

1939年9月1日，在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为了在欧洲扩张势力，德国首先入侵波兰，掀开了二战的序幕，17天后，苏联入侵波兰东部。在这种两面受敌的情形下，波军放弃了抵抗，从而导致负责抗击苏联的30万波军解散、被俘（波军的另90万士兵被德国俘虏、消灭）。早在德国入侵波兰前的一个礼拜，苏德就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二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公布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附加议定书》，其中披露的协定有：不以任何方式支持对缔约一方进行敌对行为的第三国家；苏德在波兰的势力范围以纳雷夫河、维斯瓦河及桑河一线为界.由此我们知道，苏联在被迫与德国宣战之前，对波兰是早有觊觎的.

苏联军队占领波兰后宣布：华沙政府已不复存在，波苏条约不再生效。而当时，苏联还不是日内瓦公约的缔约国，这些被苏联俘虏的军官和知识分子，在次年被秘密枪杀于苏联的卡廷森林等地。枪杀的命令是斯大林亲自下达的，他认为这些军官和知识分子是潜在的阶级敌人，与其放虎归山，不如进行肉体消灭。苏共内务人民委员会枪杀了21857名波兰人。可怜这些未放一枪一炮的军官和知识分子成了斯大林主义的牺牲品。

苏联人制造卡廷惨案后严加保守秘密，直到1943年入侵苏联的德军无意间在卡廷森林里发现了这个惊天秘密。此时苏德的蜜月期早已过去，苏联已成为德国的最大交战国，德国抓住这个辫子对卡廷惨案大肆宣传，他们对受害者家属软硬兼施，逼迫他们发表抗议苏联的声明。同时，惊恐万分的苏方连忙组成反调查团，把卡廷惨案栽赃给德国，由于德国在当时的二战格局中的非正义性，国际上普遍采信了苏方的说法。卡廷惨案的**被隐藏了半个世纪后，才被民主化的苏联政府解密，承认了苏联是卡廷惨案的制造者。


电影《卡廷》，是在长达3分钟的阴霾中拉开序幕的。影片一开始，就是被德苏两方追赶的波兰难民，他们拥堵在一座桥上，不知何去何从。这种绝望的情绪，正如中尉捷西所说：“德国人带走士兵，苏联人带走军官，没什么区别。希特勒扬言要缔造千年帝国，共产主义则自称万年常青。苏联人德国人都一样。”

影片在德占区和苏占区不断切换，尽管卡廷惨案的制造者是苏联，但导演并没有偏袒哪一方，因为在当时，波兰人没有朋友，他们被夹击在德苏之间，逃无可逃。除了屈辱，就是绝望。女主人公安娜的父亲在德国集中营里病死，而她的丈夫却死在卡廷。卡廷惨案后，波兰人不仅要忍受屈辱和绝望，还要被迫隐瞒**，成为德苏双方的政治棋子。而被苏联劫持的波兰傀儡政府，也成为隐瞒**的帮凶。波兰大学档案里不得出现苏联制造卡廷惨案的记录，连神父都不敢收留写有卡廷**的墓碑。

从二战开始，波兰就成为上帝被魔鬼亵渎的国度。两头同宗同源的近亲魔鬼，分别吞噬着曾经自由的波兰。当一头魔鬼被另一头魔鬼赶走以后，波兰人民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他们在苏联扶持下建立了所谓新波兰，直到1989年的第3波民主化浪潮，波兰才拥有了真正的自由。

费了好大力气重新找回这篇文章，和靳国神社没什么关系
纯粹是八卦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