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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这里最多人近来这里看就在这发帖子了，虽然内容与这个主题不相关 还是希望大家顶一下。我们看看人家的，比比自己的，想起我们学校的讲座就生气！！！！！
我在中山大学听讲座
守望者
在中大四年的生活已经过去，现在回想起来，一事无成，值得欣慰地是“赶场式”地听了一些讲座。这些讲座的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哲学等各个方面，给我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 。现在将这些记忆的残片做一个梳理，算是对大学生活的一个纪念。
1、杜维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杜维明先生被称作中国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关于新儒家，通常包括三代学人， 第一代学人有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张君励、方东美、钱穆、冯友兰、贺麟等人， 第二代学人有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人，第三代学人有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蔡仁 厚等人。新儒家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传统的儒家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与融合。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等国家或地区经济飞速发展，被认为是儒家文化应用于现代社会成功的典范。也有人认为，亚洲想要在世界重新崛起，也需要借助儒家文化，新儒家似乎找到了希望。新儒家不仅要解决在儒家传统的国家里儒家文化与现实的融合，新儒家还要解决儒家文化与世界上其他文明的交流和共处。美国政治学教授亨廷顿认为，未来世界的冲突会发生在不同文明阵营之间，儒家文明（中华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等并列为七大文明，而且非西方文明对抗西方文明是发展大势。杜维明教授给我们作这次讲座是在2002年，那时因为9.11事件的发生，联合国将2002年列为世界文化对话年，杜先生是联合国文化对话年的交流大使。他谈到，儒家与世界其他文明交流有一个共同基础，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2、朱学勤：有限变革与无限革命
朱学勤先生是一位历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朱先生的口才和文才都是一流，他写文章不故弄玄虚地玩弄概念，文笔优美，演讲幽默机智，看他的文章，听他的演讲，都是一种享受。在中大听了他的两次讲座，他两次都在讲有限变革和无限革命的问题。他认为，世界历史上的革命存在两种模式，一种是以英美为代表的有限变革模式，一种是以法俄为代表的无限革命模式。有限变革是渐进改良道路，而无限革命则要求不断发动暴力革命。有限变革及于制度层面，而无限革命则进一步掀起人的心灵的革命。朱先生是坚决反对改造国民性的，所以他主张渐进改良。而中国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前，是以英美为师，五四运动之后转向以法俄为师，这一转变给中国社会造成的影响是深远的。推荐他的几本著作：《道德理想园的覆灭》、《书斋里的革命》、《风声雨声读书声》以及单篇《火车上的记忆》。
3、秦晖：共同底线
秦先生是历史学家、农民问题和东欧问题专家，积极关注中国改革和民生疾苦，是一位公共知识分子。曾有幸在中大听过他的两次讲座，也看过他写的一些文章。他的思想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共同底线”理论。秦先生认为，中国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是西方左派和右派的某些观点在中国的交锋。但西方的左派和右派相争，有一个共同的底线，即政府权力必须受到限制，个人权利得到充分保障。西方民主社会的三权分立、选举制度、法治和自由秩序是左派和右派争论赖以存在的基础。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分歧只在于，政府权力和责任之间的冲突。左派认为政府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解决社会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等问题，以实现社会公正。而右派则担心要政府承担更大的责任，势必要扩大政府的权力，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就有受侵扰之忧。但是，西方的左派和右派在面对中国的问题时，他们就没有分歧，会一致地要求限制政府权力，所以中国的“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之争是个假问题，中国根本没有两者争论的共同前提。秦先生的一只眼已失明，在清华生活也不顺利，但我相信他精神上是充实的，因为他思考的是中国民生疾苦、前途和命运。
4．袁伟时：还历史的真面目
袁老师是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著名的历史学家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可以说，袁老师是我的启蒙老师。我高中学历史时，接受的是一种简单肯定和否定的历史叙述方式。看了袁老师的书，我才知道，历史原来是如此的丰富多彩，是袁老师让我看到了历史的另一面。比如在我学的历史当中，袁世凯是绝对的反派人物，他出卖维新派，篡夺辛亥革命的革命果实，签订二十一条出卖国家利益，违背历史潮流复辟帝制等，但袁老师告诉我们袁世凯曾是政治改革的积极推动者；和张之洞一起力争废除科举制；在民国建立后，曾实行一系列的开明经济政策，促使中国民族主义经济获得极大发展。还有，我们高中的历史课本一直在讴歌农民起义，认为农民起义推动了中国的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却对农民起义的极大破坏性缄口不提。尤其是近代历史上的天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前者被称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伟大农民斗争，后者被称为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伟大爱国运动，我曾一直对此深信不疑。但当我看了袁老师和其他一些历史学者的书之后，才看到历史的另一面。天平天国运动辗转中国十几个省，中国是外患未除，内乱又生，清政府手足无措，因此而失去一个改革图强的机会。义和团运动中农民表现出来的迷信、愚昧和狭隘实在难当“伟大”二字。历史本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怎样打扮很关键，我们现在的史学研究因为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干扰，离真实太遥远，而袁老师则一直致力于“还历史真实面目于纸上”。他的《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和人物》很值得一看。
5、茅于轼：“义务为群众做好事”不能推广
“义务为群众做好事”本是我们极力倡导的行为模范，但茅先生却从经济学上分析认为“义务为群众做好事”不能成为社会的常态。“义务为群众做好事”的根本立足点在于个人道德的完善，但要让人人达到这样的境界是不可能，因而总有人来等着别人义务为他做好事，这样会产生连锁反应，等着别人为他义务做好事的人越来越来多，社会也就无法运转。我们必须承认人性有自私自利的一面，不能希望每个人都成为道德圣人，“十亿神州尽舜尧”只能是一个空想罢了。有一个发人深思的现象，美国是一个讲究个人利益至上的社会，但美国的慈善事业很发达，仅1996年，近百分之七十的美国家庭参与了捐款，有百分之四十八点八的美国成人和百分之五十九点三的美国青年做过志愿者；而在主张集体利益至上的中国，慈善事业现在是举步维艰。尊重个人利益，充分维护个人利益的社会才是良性的社会。个人利益得到了满足并有保障之后，回报社会就成为必然的选择。个人能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获得极大精神满足。而我们正好相反，强调抽象的集体利益，漠视个人利益，所以我们的“富豪”只能是极力“掩富”，回报社会就无从谈起。尽管茅老师认为不要推广“义务为群众做好事”，自己却一直在“义务”为民众做实事，比如在北京开办为打工妹服务的富平“保姆学校”，在山西进行的小额农民贷款实验等。推荐他的《中国人的道德前景》。
6．任剑涛：公共领域私密化
任老师是中山大学政务院的教授，据说他自己讲，没听过他讲座的人不算读过中大，足见其狂。任老师口才极好，曾担任中山大学辩论队的主教练。我听过他的几次讲座，最近一次是关于公共领域的私密化问题。他认为阿伦特和洛克关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非常重要。一个现代国家公共领域里的权力分配以及互相制约是必要的，但这远远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用社会制约国家，权利制约权力。所以一个现代化国家建立的标志是，公民权利的联合组织有制约国家权力的力量。 在现在的中国，私人领域严重过密化，公共领域基本没有存在的空间，一切公共领域的问题都转化为私人领域的问题。公共领域的问题完全要靠私人关系来解决，做事靠人情关系，政治上的升迁靠裙带等。
凭着记忆对这些学者的讲座进行了简单叙述，错漏甚多，敬请方家指正。我真心感激这些主讲的学者和老师，正是他们的学识和才华，拓展了我的知识面和视野，大学四年最值得留念的就是曾和他们一起思考和欢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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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11-7 2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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