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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5-28 1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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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没有爆发的核战
外交是独立国家对外行使主权的官方行为。同外国人交往，不仅是外交官，就是一名普通工作人员，都要十分谨慎，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我国有一位女话务员，因为接一次电话，险些引起中苏核大战。
１９６９年中苏边界大小摩擦迭起，最终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珍宝岛事件。苏联调兵遣将，在中苏边境部署了５５个步兵师，１２个战役火箭师、１０个坦克师。４个空军团，总兵力达到１００万。面对苏联的大军压境，毛泽东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要准备打仗”。正是在这种浓烈的战争气氛下，北京及全国许多大城市开始疏散人口，大挖防空洞。
苏联领导人对于和中国交战，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分成“鹰派”和“鸽派”。以军方为代表的“鹰派”主张同中国立即开战，为此不惜发动核战争；以柯西金为首的“鸽派”主张慎重行事。他说，苏联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主要敌人是美国，苏联国内经济状况又不好，军费缺乏，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如果向中国开战，势必要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在柯西金的要求下，勃列日涅夫同意，由柯西金直接与毛泽东通话，试探中国的态度。
在五十年代，中苏关系处在“牢不可破”时期，为了便于两国领导人随时通话，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架设了一条热线电话。后来两国关系疏远，这条热线变成了死线，再无人使用。
１９６９年３月２９日晚８点，这条电话线上的指示灯突然亮了。
年轻的中国女话务员惊诧地插上了机塞。
“喂，是北京吗？”柯西金问道。
“是啊！请问您找谁？”话务员反问道。
柯西金说：“请接毛泽东主席的电话，我要同他通话。”
话务员感到奇怪，竟然要找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遂问道：“您是谁？”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
当时我国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每天打倒帝、修、反的口号响彻中国大地，女话务员一听是苏修头子柯西金，当即以严厉的言词斥责道：“你是修正主义者，没有资格跟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讲话，我不给你接电话。”
柯西金说：“既然你不肯接毛泽东主席，那么请你给我接周思来总理吧！”
话务员一听这话火气更大，大声向柯西金说：“苏修头子，你听着：趁早死了这条心吧！我们的总理很忙，没有时间听你的胡言乱语，就是有时间，也不会听你罗唆的！”说完，“啪”一声，挂断了电话。
柯西金本来是主和派，给毛泽东打电话受挫，现在也变成了主战派。于是苏联领导层取得一致意见，决心发动一场毁灭中国核基地的大规模的核战争，为了取得美国的谅解以避免“误会”，也将此事通知了美国。
１９９７年２月１５日《共青团真理报》公布了“红色按钮一触即发——苏中危机史上鲜为人知的一页”。关于这段历史，苏联前驻华大使叶利扎韦京作了如下介绍：
１９６９年６月１３日，苏联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两三个月之后”即不晚于９月１３日，开始边界谈判。７月２６日，苏联政府又在一封秘密信件中，建议中国人通过两国总理会晤来解决冲突。苏联领导人认为，中国人只有实际感到最可怕的威胁——苏联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之后，才会坐到谈判桌前。
８月２７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秘密地向少数记者透露，苏联代表向东欧盟国通报了可能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情况。
８月底，美国情报局透露，苏联驻远东空军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１９６９年胡志明逝世，周恩来和柯西金都率代表团到河内参加胡志明的葬礼。苏联代表团请越南政府的一位官员向中国代表团传话，提出两国总理会晤的建议。越南政府官员未及时告诉中国代表团，柯西金没有得到中国方面的答复，便从河内乘飞机回国了。
９月１１日凌晨，苏联驻华大使叶利扎韦京被紧急召到外交部，通知他中国方面同意在北京机场举行会谈。叶利扎韦京迅速将此事报告给莫斯科。柯西金得到中国同意举行会谈的消息，是在他从河内返回莫斯科途中，当时他已经飞抵塔什干，在获得举行会谈的准许后，苏联总理改变了自己的航线，于９月１１日上午经伊尔库茨克飞抵北京机场。
就这样，中国方面在９月１１日，即莫斯科为此制定的最后期限前两天，同意举行总理会谈。
关于两国总理会谈的情况，叶利扎韦京记录道……周恩来说：我们应当努力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缓和紧张局势，进而不让帝国主义对中苏关系的紧张幸灾乐祸。他说，中心问题是边界问题……边界发生冲突，责任不在我们，我们对此十分清楚。解决这一问题就意味着停止边界的武装冲突，必须使双方的武装力量撤出争议地区，我们两国之间存在政治紧张局势，美国开动了自己全部的宣传武器，妄想使我们两国兵戎相见。苏联在远东和哈萨克集结了部队，你们的飞机经常在那里飞行，而我们却没有部署飞机。我们没有主动在边界制造冲突，以后也不会这样做。我们试制核武器，只是为了打破它的垄断，在此我们声明，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柯西金听到周恩来的讲话后，对边界问题在目前应成为讨论的首要问题这种看法表示赞同。他说：我们理解中国国内事情很多，打仗是一种冒险行为，当然，没有人不相信，中国人正在准备打仗。
周思来强调指出，如果苏联仍然决意对中国的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那么，中国将把这视为侵略，视为战争，坚决予以抵抗。
两国总理机场会谈之后，苏联并未放弃对中国进行核打击的打算。
美国出于全球战略平衡的考虑，把这一绝密信息泄露出去。
９月１６日，即会谈结束后的第五天，伦敦《星期六晚报》刊登了记者维克托·路易斯的一篇文章，文章指出，苏联正在讨论打击中国在罗布泊的核试验基地的可能性。
９月１８日，即路易斯的文章发表仅仅２天之后，周恩来向柯西金发去一封密信，建议双方承担不动用武装力量，其中包括核力量相互攻击的义务。
这时，临近中国国庆２０周年，面对苏联的核威胁，当年的集会是否举行？周总理向毛主席提出：主席，４老帅认为今年国庆节苏联偷袭的可能性很大，我看，这次国庆节的群众集会怎么搞法，是不是再研究一下？
毛泽东说：“哦！不搞集会，我看不太好吧！这是不是告诉人家，我们有点怕？集会还是要搞的，我还是要上天安门。我倒想开开眼，看看原子弹的威力究竟有多大？”
周恩来紧皱眉头：几十万人聚集在广场上，一旦出现情况。怎么疏散，怎么隐蔽？
毛泽东笑道：“如果实在不行，可不可以放２颗原子弹吓唬吓唬他们呀？让他们也紧张两天，等明白过来我们的节日也过完了。”
周恩来会意地说：“放完后，我们再来个秘而不宣。”
毛泽东点点头：“对嘛！‘兵不厌诈’呀！”
周思来接着问道：“主席，你看安排在什么时间比较好？”毛泽东说：“不能早也不能晚，２８日、２９日两天就可以。这事还要和荣臻、爱萍同志商量一下。”
１９６９年９月２８日和２９日，美国地震监测站，苏联地震监测中心，以及两国的卫星，几乎同时收到了能量巨大的震动信号。他们不约而同地作出判断：中国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地下核试验和高爆核试验。
以往中国的几次核试验，当即发表消息，并热烈庆贺，可是这两次核试验，中国新闻媒介连一条简短的新闻都没有发表。
对此，外电纷纷议论，普遍认为“中国最近的两次核试验，不是为获得某些研究成果，而是面临战前的一种测验手段。”
苏联知道中国作好了充分的准备，放弃了摧毁中国核基地的核战计划，从而，避免了一场核战争。
１０月１日，毛泽东和国家其他领导人登上了天安门，检阅了游行队伍。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２０日。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开始举行。谈判断断续续，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末期，边界的紧张局势才逐渐得到缓和。
（转自“凤凰军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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