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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天马行空,独往独来。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空降大陆以来,给人们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他特立独行的斗士形象、嬉笑怒骂的行文风格。一支笔在手看谁不顺眼骂谁,用他自己的意思就是不管亲疏远近,只论是非真伪。“我要痛斥政局的黑暗、政党的腐败、群众的无知、群体的愚昧、思想的模糊、行为的迷信、社会的疯狂、知识分子的失职与怯懦。”
李敖为什么爱骂?
首先是追求真理、民主、自由的表现。李敖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从来没有停止过抗争,他在《骂总统的自由》一文里,举出军阀时代言论自由的例子说明“国民党越革越要命” 。他说:“在军阀的统治中,人民除了不便骂军阀的姨太太以外,其实能骂的范围是很广的,人民要办报、要办杂志、要出书,都悉听尊便,天王老子也管不着、天王老子也懒得管,绝没今天这样麻烦、这样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军阀的宽大,是小家子气的国民党绝对赶不上的!军阀的言论自由,是我们这儿‘美丽的宝岛,人间的天堂’也绝对赶不上的!”
李敖爱骂还因为在国民党的高压统治下,社会上迷漫着浓烈的好人主义和虚伪之风,这是他深恶痛绝的。在《 “亡党”与“亡天下” 》一文里,他描述:“这是一个中国人有史以来最没有是非大义的岛,到处是乡愿和伪君子、到处是乡愿和伪君子、到处是乡愿和伪君子,……是非大义在真伪混淆之中,已经如此陵夷,这真是‘汉唐以来所未有也’的鲜事。”在《你不能只做一半》中说:“中国人几千年来学做君子,但是学成的,却到处都是乡愿。”
李敖爱骂是他对知识分子的认识使然。在《论唱反调》里他干脆说“知识分子本身就是天生的反对派”,“这种表示异议的精神,自古以来,都落在一种人的身上,这种人,就是知识分子。”他以东林党人为例:有人对东林党讥讽道:“在朝的说对,在野的一定说不对;在朝的说不对,在野的一定说对。你说怪不怪?”东林党人毫不客气回应道:“在野的说对,在朝的一定说不对;在野的说不对,在朝的一定说对。你说怪不怪?”李敖认为“这故事涉及到谁对谁不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显示出一种知识分子为反对而反对的职业性质。东林党在阉党的一党独大下,表现了知识分子不畏强暴、不随波逐流的立场、正气、与特征。这种立场、正气、与特征,不单是东林党人所具备的条件,也是古往今来,第一流知识分子所共有的条件。”他进一步展开道:“任何第一流的知识分子,他在形式上的条件,必须是反对型态的、批评型态的、异议型态的、你说东我说西型态的。因为他深刻知道:在寻求真理、维护真理的过程中,从反对、批评、异议、你东我西来着眼,太重要了。尤其在一党独大众口一声的情势下,更该如此。”
李敖爱骂与他个人的追求及个性有很大关系。在《你不能只做一半》里,李敖先拿出王阳明的话:“我在南都以前,尚有些子乡愿的意思在。我今信得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着些覆藏,我今才做得个狂者的胸次。”然后话锋一转,把王阳明也没有放在眼里:“坦白告诉你,维贤老弟,我李敖这股‘狂者的胸次’,保证绝对在王阳明之上,并且更不遮盖,‘更不着些覆藏’。我生平个性刚烈,从无‘乡愿的意思’,因此我如你所说,总是坚持比较高的标准,不肯妥协。”李敖说“巨人总是很寂寞的,因为他连个入流的敌人都碰不到。”这话不如说是他给自己画的像。李敖特别自负,几乎没有他能看上眼的人。在《放下石头,继续跑吧!》他说“做为一个来自白山黑水的人,做为一个午夜神驰于人类忧患的人,作为一个思想才情独迈千古的人,我实在‘生不逢时’。严格的说,我根本不属于这个时代,就好像耶稣不属于那个时代一样。我本是五十年后才降生的人,因为我的境界,在这个岛上,至少超出五十年。我同许多敌友,不是‘相见恨晚’,而是‘相见恨早’。今天的窘局,只是他们妈妈小产和我妈妈早产的误差。”
所以,在40年前李敖就说:“就是要挺身出来,向恶人和恶势力作战;向老朽和开倒车作战;向腐败的传统作战;向社会的黑暗作战;向群众的愚昧作战;向头脑不清的混蛋作战。”(见《对“好人”播音》、《不仅仅是做“好人” 》)
所以,在20年前李敖还说:“一个人不能同时维护上帝又姑息魔鬼,歌颂上帝是不够的,你必须同时打击魔鬼;肯定正牌是不够的,你必须拆穿仿冒。”(《你不能只做一半》)
所以,在不久前李敖仍然说:“我认为对邪恶、对黑暗,你表示沉默、表现出闪躲、与世无争,你就是共犯,是罪恶和黑暗的共犯。坏人做坏事,你看着他做(而不阻拦),你就是共犯。所以我才力竭声嘶,要出来讲话。”(见《南方人物周刊》“专访李敖:要掐住台美关系的发展” )
从李敖上述的大量言论里,得出的结论是很简单的:不论基于是人生观也罢,还是基于争民主争自由也罢,李敖对于邪恶、黑暗是不会沉默的,也是耻于沉默的。他一定要出来讲话。
以上是李敖骂的一面。尽管因为李敖的狂傲、刻薄等等,有人对李敖不以为然。但总的说来,对李敖骂的一面还是赞扬的多,否定的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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