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新民主主义前进之六

浙江蓝汛

五、美好理想换来的糟糕现实

那么，这种社会主义社会的共性特征、基本内容和客观效用又究竟是什么呢？进一步说，这种社会主义的实践又到底给这些国家带来了怎样的实际后果呢？

纵观这些社会主义社会的共性特征和基本内容，无一不是在无产阶级政dang领导下，秉承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大致构想，纷纷建立起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本经济制度和高度集中统一的行政经济体制，即“公有经济＋行政经济”；而这种生产方式的客观效用又实际上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它固然彻底推翻并结束了在这些国家曾经占据统治地位的“封建经济＋自然经济”，二是却也同时排斥和取代了作为人类社会同期发展阶段上必不可少的“资本经济＋市场经济”。因此，尽管这种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同旧社会的各种生产方式相比也有着一定的优越性，例如它一是消灭了阶级剥削和压迫并因此实现了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公平和安定、二是保证了民族经济的独立性并从而免遭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奴役、三是可以通过对各种资源的集中调配办成一些过去时代无法办成的大事等等，而这一切又都有限地迎合了这些国家当时并不发达的生产力和大多带有恢复性质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但是倘若冷静地分析，并从前瞻的角度全面衡量，特别是同这些国家后来被迫找回亦本该是同它们当时的产业革命即大工业的发展相适应的“资本经济＋市场经济”相比较，那么这种生产方式却实际上是弊大利小而得不偿失的，并事实上使这些国家包括其执政dang、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在此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亦不得不为当初这种貌似超前的革命举措和与之相伴的火热激情而吃尽了苦头，即付出无可挽回的沉重代价。

首先、既然否定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客观必要性，自然也就同时排除了与之相适应并活跃其中的全部经济规律，包括商品所有权规律和资本所有权规律、商品价值规律和资本价值规律，以及责权利相统一的事权规律等等，而这也就不能不一方面造成产权不清、责任不明、资源配置缺乏根据、经营者的自主权利被剥夺、劳动者的劳动同其贡献和实际利益相脱节等一系列弊端，并从而从根本上束缚、压抑和挫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致使得这些国家的经济生活从此丧失了发自内部的原始动力和约束力，反而“只得靠政治、行政和教育等非经济手段来维持”[12]；另一方面，则令这些国家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势必在毫无客观法则可循的条件下进行，既可以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种空泛的生产关系和平均主义“大锅饭”一相情愿地把劳动人民统统包养起来并从而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即管了许多在事后看来是“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情，又不得不培植起一个既无所不管又臃肿庞大的行政体制和官员队伍并从此形成了“吃饭财政”，还可以凭借行政经济的支配手段全然不顾主客观条件地盲目冒进和蛮干，以至于赫鲁晓夫与**还分别提出了苏联“二十年内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 [104]和中国“七年超过美国”[105]这样头脑发昏的目标。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组织经济建设，其后果自然是不堪回首；因为经济规律尽管看不见，可是一旦违反则必然遭到它的惩罚。例如，苏联就先后发生过分别因为过量征集粮食和肉类的错误所导致的1932年至1933年、死亡人数“可能高达一千万”[106]的“乌克兰大饥荒”[106]，和1959年至1960年的“梁赞州事件”[107]；而在中国，则发生过由于“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错误所导致的1959至1961年全国范围内“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3250万”[108]，并从而旷古难觅的“三年大饥荒”[108]。

其次、既然这种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从一开始就是由无产阶级政dang凭借已掌管的政治、思想上层建筑对旧的经济基础施加了强有力的反作用即进行了全面改造的结果，那么要想让它一直在最初设定的轨道上运行而不致改变性质，就必须始终保持一种dang和国家的政治权利和意识形态既至高无上又绝对权威的上层建筑，并不断为经济基础的巩固施加强有力的控制措施才办得到；可是这么一来，建设一个既同现代国家相适应、又以高度民主和健全法治为标志的上层建筑，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了，却反而只得依靠一味的政治高压和思想灌输，并由此形成了dang权、政权对广大人民民主权利的掩盖、排斥、包办和取代，以致使得作为本制度初衷的“人民群众自己当家做主”，在实践中也完全演变成了“dang和政府代替人民当家做主”甚至“做了人民的主”。仅就思想灌输而言，例如在中国，就曾经发生过为了不断巩固人民公社制度，却不惜提出“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这种违背自然常识的政治口号来教育农民，并且“前后宣传十几年，蒙倒公众一大片”[109]的怪事；而在苏联，则发生过1986年，却仍积压着1969年至1983年间出版、总量多达几百万册的勃列日涅夫和其他dang政领导人的著作、苏共纲领和大批领袖画像、宣传册和画册等一大批政治宣传出版物，并不得不作废纸处理[110]的笑料。不仅如此，这种扭曲变形的政治格局还势必使这些国家从旧社会遗留下来且枝繁叶茂的家长制与宗法制、官本位制与王权思想、人治法则与长官意志、权力依附关系与个人崇拜等等大量的封建糟粕不仅长期得不到有效清除，还反而渗透在dang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及整个社会经济、政治、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和教条主义的思想体系有机结合在一起，直至构成了这种社会得以生存和运行所必须依仗和利用的重要因素，例如在苏联和中国，对斯大林和**的个人崇拜，就分别都达到过狂热的程度；另一方面，在这些国家的领导阶层中，又滋生出了日益严重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级特权、形式主义和事实上的领导干部终身制，并从而导致各级dang和政府部门逐渐养成了既高高在上又惟命是从的陋习，制度性地脱离群众，自觉不自觉地漠视、限制甚至压制人民的民主权利，直至使得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错误得不到及时纠正，例如在中国，历史证明梁思成、黄万里、马寅初等人的意见当初都是对的，“但老北京还是消失了……三门峡水库还是建起来了……中国的人口还是激增了。”[111]

再次、既然这种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就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种种缺陷和弊病，而被它取代的资本主义制度也并非真的丧失了生命力，那么，当这些缺陷和弊病充分暴露出来之后，在人民群众中便难免产生或明或暗的怀疑、不满情绪和各种各样的合理诉求，以及新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并从而既与现行制度相冲突又对它构成潜在威胁；因此，这些国家自上而下的各级dang和政府部门便只好时刻保持高度警觉，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有可能被提升到所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来认识，阶级斗争、复辟与反复辟斗争的弦始终绷得紧紧的，并不断同这些情绪、诉求和倾向进行不懈的斗争，以求全面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彻底铲除资本主义得以滋生的土壤。而这也就不能不一方面使得这些国家总是与行行色色的政治运动为伴，以至于大量的时间、精力、财力和效率则在这些无谓的内部斗争中白白地消耗掉；另一方面，这种紧张有余的政治氛围又极易激化社会矛盾，并因此诱发对社会造成极大危害的各种政治事件，或者致使dang和国家稍不留神便会铸成大错。其中，前者以中国为最，即自1956年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至1976年的二十年间，就先后发动过1957年的反右运动、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1962至1964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1966年并长达十年之久的无产阶级**，且当这场由“以阶级斗争为纲”[112]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113]为宗旨的全面内乱终了之时，中国的国民经济则亦到了崩溃的边缘；而后者则几乎为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大致平分秋色，例如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和波兰的波兹南事件，还有1976年中国的所谓**广场反革命事件，就是其中具有国际影响的政治事件，而1937年苏联的肃反扩大化、1957年中国的反**斗争和后来对所谓“dang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12]的揪斗和批判，则是其中既有国际影响又伤害面极为广泛的严重政治错误。

又次、既然这种社会主义制度从一开始就是以一种“人类社会为之奋斗的共同目标的身份‘超然降临’到现实生活中来的”[56]，而且它本身又既与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水火不容、又毫无前人的成功经验可资借鉴；那么它对外，就必须始终同资本主义世界划分界限，并随时防范和杜绝一切资本主义因素的侵扰和腐蚀，而在内部，则“不免会发生宁可用理念来纠正实践，而不愿为现实来牺牲理想，这样更为深重的错误”[56]。其中，前者导致了这些国家只好关起门来搞建设，既无法及时汲取虽说来自西方，却实际上是人类共同财富的先进科技、文化和管理经验，又无法有效地利用国际间广泛的经济交流与合作来发展自己，以至于使得其经济独立的初衷在实践中却几乎变成了闭关锁国，更何况这种与世隔绝的状态还难免让这些国家既看不到自己的短处和不足并从而变得盲目自信和自大，又实际上是在不知不觉中更加拉大了它们同世界先进国家整体水平的差距；而后者，则导致这些国家总是刻意地掩盖自己的阴暗面，有时甚至到了不择手段和排斥异己的程度，例如在苏联，就曾发生过大文豪高尔基受当局指派去视察索洛维茨岛劳改营，尽管因为从一个十四岁男孩口中探得实情而悲痛得“泪流满面”[114]，但迫于高压却还得撒谎欺骗世界，和《古拉格群岛》的作者、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因对苏联现状进行批判而被劳改八年，尔后又被驱逐出境流亡海外二十年这样骇人听闻的事件。

所有这一切，都导致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事与愿违、矛盾百出和欲速则不达，并使得由斯大林表述的所谓“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115]，即“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115]在实践中尤其是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亦不仅根本不曾兑现还反而完全改变了模样；所以事情并非如恩格斯所说，即使不消灭分工，“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53]

固然，如果只看表面现象，那么某些国家在某个阶段上也的确曾创造过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但这实际上却是以破坏经济发展规律为代价和通过水准低微的劳动报酬和社会福利换来的。而一般的状况则是：基本经济关系已经严重失调并形成了“短缺经济”，生产力遭到极大浪费和破坏，劳动生产率普遍低下，科学技术总体水平提高不快，产业结构日益老化，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不大，部分人还长期清苦，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薄弱，经济社会发展缓慢，有时甚至出现了停滞或倒退；整个国家尽管表面上红红火火，可那其实则是被一种虚无缥缈的意识形态打发得团团乱转，而本质上却已变得日趋僵化、封闭、落后和保守，甚至以一种方式和途径消灭了的社会不公平、不安定因素反而又从其他途径和方式产生出来，民主法治进程亦基本上陷入了止步状态……

当然，这些国家也不都是铁板一块，亦有几个国家，为提高国民经济的活力和效率，曾经对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进行过一些改革，并且其价值取向亦大多包括扩大企业及其他劳动组织的经营自主权和引进市场经济机制两个方面；其中，首开改革先河的当属南斯拉夫，即仅在建立“公有经济＋行政经济”四年之后的1950年，便顶着苏联的压力确立了兼有市场经济成分的“自治市场计划经济”体制，再到后来，匈牙利和波兰等国家也陆续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是，由于这些改革仍然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原有框架内进行的，而不是旨在从根本上匡正这种教条而死板的经济模式；因此其客观效果也只能是喜忧掺半，即在取得某些成绩的同时却也带来了某些经济紊乱，故最终仍难免走向一场彻底的变革。

所以说，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本身就孕育和携带着一颗错误的种子，只不过当前者尚未全面兑现和后者仍处在革命阶段时，这粒种子所包含的原始错误亦始终无法表现出来并权且作为一种未经实践验证的崇高理想存在着；但是，当前者一旦全面兑现和后者一旦在某些国家取得革命胜利并转入建设阶段时，这颗种子及其所包含的全部原始错误也就随之落地生根并以一种现实的形态毫无保留地展现开来了，而这，则正是二十世纪出现的一系列社会主义畸形儿和共产主义早产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