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新民主主义前进之十

浙江蓝汛

三、新学说的伟大意义及成因

新民主主义科学构想的基本着眼点，就是对“欧美式的”旧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全面改造以实现兴利除弊，既保留其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积极方面，又革除其产生阶级剥削和压迫以及有损国民生计的消极方面；因此，**提出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一种前无古人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了，尤其在前半场大变革已经发生的今天，这个科学构想就更显示出它既不超越于时代、又具有先见之明。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在半个世纪前就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他所提出的这一整套科学构想不仅应该是中国革命的必然结果，而且还具有一定范围的国际意义，即是同时代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都应当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他说：“各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必然会有某些不同特点，但这是大同中的小异。只要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革命，其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基本上必然相同，即几个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联合起来共同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170]

尽管**认为他的新民主主义学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171]的产物，亦尽管这个学说不仅不否定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还反而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同它保持着难以割舍的联系；但是实际上，假使我们把这两个学说摆在平行的历史地位详加对比的话，就不难发现：相对于后者而言，前者毫无疑问已经是一个本身就有着鲜明的主题、特定的宗旨、充实的内容，并从而是一个从本质上说具有独立性的理论体系了。若再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相对照，那么**的新科学构想则无疑更加显示出它的远见卓识和高屋建瓴：首先、它已不再是一种迟至革命胜利之后的匆忙动议，而是一种同革命本身有着因果关系的深谋远虑了；其次、它已不再只是一种经济政策，而是一种从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对中国未来社会的全面规划了；再次、它已不再是一种过渡性的举措，而是一个“相当地长”的“历史进程”的基本纲领和大政方针了；又次、它已不再仅仅针对本国，而是包含着对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与建设规律的高度概括了。

**的新民主主义学说特别是其科学构想尽管就其本意来说，仅仅是为中国革命以及一切殖民地、半殖地国家的革命所提出的；但是，其基本精神和主要原则却对于资本主义历史时代所有的无产阶级革命及所领导的人民革命都普遍适用即有着同样的指导意义。这是因为：既然本文已经证明，资本主义历史时代所有的无产阶级革命及所领导的人民革命都本不该把搞错了实现条件和方式的社会主义社会作为实现条件和目标，那也就是说，所有原本旨在建立这种社会形态的革命本身，都不应该被插上社会主义革命的标签，并像其领导者自己所认为的那样，即是一种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甚至包括1848年的“六月革命”[172]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在内；于是，所有这些革命的真实性质便只剩下一种可能性，即反而都应当是与中国革命同一类别即新民主主义范畴的革命才对，而不管这些革命究竟是发生在彻底的殖民地国家、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还是发生在资本主义已经有所发展的封建帝国或者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亦无论这些革命所推翻的到底是典型的殖民地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还是封建社会或者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只不过在最后这种场合，由于这种革命就是针对旧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的，从而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也许并不构成革命的动力反而充当了革命的对象；然而，这却并不妨碍它们在革命成功之后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中仍然占有一席之地，并享有既无损于工人阶级又符合劳资两利原则的社会地位和权利。

如若不信的话，作为举例，不妨让我们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眼光重新打量一下20世纪初发生在俄国的一系列革命；事实上，无论是1905年革命还是1917年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都是一种针对封建社会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例如对于俄国1905年的革命，列宁就已经认识到它同传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区别，并得出了与中国革命性质相似的结论；他指出：这个“革命的特点就在于：按其社会内容来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按其斗争手段来说却是无产阶级革命。“[173]至于1917年的十月革命反倒被列宁说成是一场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并几乎成了历史的定论，那不过因为：在二月革命推翻沙皇后，国家政权却落到资产阶级手里并形成了临时政府和工兵代表苏维埃“两个政权并存的特殊局面”[174]；所以，布尔什维克dang还必须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农民再次发动起义，直至把二月革命即第二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果实夺回来。于是便造成了一种假象，而这种假象又恰恰发生在俄国，即一个历史上不曾像中国那样既暴发过资产阶级政dang独立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又出现过典型意义上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且这两者的性质区别与阶段划分还如此泾渭分明的国家，并因此很难加以界定或鉴别，以致于使人看上去竟成了酷似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那种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但是，假使我们承认这个结论是正确的话，那么一个天大的问号也就随即出现了，即按照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其他国家都必然作为整整一个历史阶段而存在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难道在当时的俄国却只有几个月的存在理由，并且可以不经历一个全国性的制度化过程，反而可以在战乱和动乱的过程中既匆匆忙忙又不露声色地偷偷溜走吗？由此可见，十月革命在本质上不过是二月革命的直接继续，并同后者一道，共同构成了一场虽说出现过挫折却仍然是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故此，把十月革命看成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实在是囿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的理论束缚而对客观历史事实的一种既教条又超前的错误剪裁。所以说，十月革命本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故此，革命胜利后的俄国亦本该成为第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才是。只可惜新民主主义学说包括其科学构想在内事实上并没提前出现在俄国反而事后诞生在中国；不然的话，列宁何至于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后一革命可以顺便解决前一革命的问题”[175]呢？

具有典型意义的俄中两国的革命尚且都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那么对于发生在同时代其他国家的诸多革命，其真实性质难道还须一一赘述吗？据此，二十世纪出现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此前的革命成功之后都一概应当择取新民主主义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难道还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吗？所以总起来说：**的的新民主主义科学构想从原则上讲，就理当取代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并作为人民民主运动的最高准则，而成为资本主义历史时代关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解放的条件的学说才对；即是说在资本主义历史时代，所有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所领导的人民革命在胜利之后，都本不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反而都应该走上新民主主义道路和建立新民主主义制度才对。尽管这个科学构想由于自身尚欠完善即使在中国也终究未能如愿以偿；但是，又有谁能够因此而抹杀它的宝贵品质、历史价值和伟大意义呢？

**之所以能够比较全面系统地提出新民主主义学说，尤其是新民主主义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并从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和最具有决定意义的方面跳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绝非偶然；它实际上是中国典型的特殊国情与**“独立思考”[176]的思维立场结合而成的“实事求是”[177]的思想路线的理论结晶，正像他自己所领悟的：“我们不是空想家，我们不能离开当前的实际条件。”[152]

首先、曾经是一个强盛的封建帝国和文明古国的中国，自鸦片战争开始后，由于晚清政府的不识时务和昏庸F·B、帝国主义列强的恣肆侵掠、各路封建军阀的长期割据和混战，尤其是二次大战中由日本发动且长达八年之久的全面侵华战争，其全社会的生产力却遭到了几乎毁灭性的打击，整个国家亦逐渐变得千疮百孔、积贫积弱、百业凋敝、民不聊生；这种悲惨的社会现实反映在**的思想中，就使得他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相比，必然会对本国革命的目的性产生了甚为深沉的思考，亦愈加清醒地觉悟到，中国革命的首要目的必须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是超越于包括无产阶级及其政dang在内的所有革命阶级和dang派各自不同利益差别之上的共同利益之所在。为此，他曾经提出过这样的判别标准：“中国一切政dang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消灭日本侵略者，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民，发展现代工业，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只有这一切，才能使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才是中国人民所欢迎的。”[178]据此可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对中国革命目的的理解，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跳出了单纯追求无产阶级解放的局限性，即是说在他的心目中，中国革命的民族性始终高于其中所包含的阶级性，而这也就决定了他对中国未来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的设计，其中包括消灭阶级剥削和压迫的要求在内，亦必然坚定地服从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总目标，并不会囿于某种理念的束缚而对这一点产生丝毫的背离或摇动。

其次、中国又是一个经历过漫长封建社会的东方大国，并如**所说：“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这是小学生的常识。”[179]而这又势必促使**以其独到的眼光去揭示中国革命的性质，并作出既有别于《GCD宣言》又有别于列宁之于十月革命的科学判定。为此，他曾经精辟地指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质上就是授权给农民……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抗日的一切，生活的一切，实质上都是农民所给。”[179]在中国，“除了无产阶级是最彻底的革命民主派之外，农民是最大的革命民主派。农民的绝对大多数，就是说，除开那些带上了封建尾巴的富农之外，无不积极地要求‘耕者有其田’。”[180]“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179]

再次、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与发展也必然是畸形的：其中的小部分由于受到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本国封建权势的裹挟，从一开始便被填充进了官僚、垄断和买办的劣根性内容；而其中的大部分即真正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却反而受到殖民主义势力和封建统治势力的两面夹击并因此备受摧残和排挤。所以在当时的中国，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然就分裂成了在一般的资本主义国家或者存在资本主义成分的国家中并不常见的两个部分：一个是相对强大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即“大资产阶级”[181]；另一个是相对弱小的民族资产阶级主要是“中产阶级”[182]。其中，前者和地主阶级一道，共同构成了“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182]并从而完全是中国革命所要消灭的对象，但后者中的大部分则不仅同中国革命的目的不相矛盾还反而有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特殊状况，也必然促使**更加实际地处置中国未来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所特有的涵盖性和包容性，并提出既有别于旧资本主义国家理论又有别于社会主义国家理论的新根据和新学说，并且还事实上把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纳入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统一战线。

    最后、在中国的近代史上，早在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dang正式登上政治舞台之前，就曾经暴发过由孙中山领导并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基本纲领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或曰传统的民主革命，即1911年的辛亥革命；但是，这个革命虽然把清朝皇帝赶下了台并基本结束了两千年的封建帝制，却没能充分发动人民群众并从而彻底铲除封建主义的社会基础和担当起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重任，反倒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而中途夭折了。因此，当中国GCD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风起云涌而孙中山创立的**却反而叛变了革命之后，**便自然会考虑到，现时的革命虽说在阶级性质上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有所区别，但整体上看却仍然是辛亥革命的延续；因为其主要目的正是为了完成传统的民主革命所要完成却又注定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而也就必然会对现时革命的确切性质及其结果，作出既有别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又有别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特殊结论。

江斯隽

O(∩_∩)O文章不错，先收藏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