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新民主主义前进之十九

浙江蓝汛

六、新社会的真相与中国现状

相信读者能够识别，本文的劳动力资本产权和新资本主义革命，同上世纪六十年代由美国诺贝尔奖得主舒尔茨和贝克尔提出，并已汇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人力资本产权理论，和由此掀起的人力资本革命，决非同一码事；后者固然也是革命，却没突破旧资本主义框架，产权设置也不科学，而这也就难怪对这次由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很多人认为，金融业高管的薪酬机制问题是酿成这次金融风暴的重要原因之一。” [346]并且，本文的劳动产权及其前置形式劳动力资本产权，同西方盛行一时的职工持股计划，以及中国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职工持股制或曰“劳者有其股”[347]，也不可相提并论；因为后者的本质就是一种“泛旧资本主义”，即旧资本产权人人有份，并且是对劳动者合理权益的“错位捆绑” [12]，即令其本该用“左手”挣到的钱非得用“右手”去拿。

有了作为特定生产关系和基本经济制度的劳资合作制，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真实面目便大体上清晰了；当然如前所述，这种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在许多方面，又已经和**当初设想的样子大不相同了。首先、在经济方面，这种社会的经济成分便理当包括两种，即劳资合作制经济和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但前者中的“资”则可以有多种选择，即既可以是国有资本，又可以是个人资本或股份制资本。至于个体经济，则本来就是一种特殊的劳资合作制经济，即劳资合一或劳资一体化经济；并且，即使个体经济分化了，其去向也仍然是在社会上占据主体地位的劳资合作制经济。所以说，所谓“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本质上则是“彻底的资本主义经济”；因为在这种经济结构中，劳动力商品已被消灭，取代它的则是劳动资本范畴。这种彻底性，是由属于新资本主义成分的“劳动产权制度” [348]所提供和决定的；故此，“即使是身兼劳资的同一个人，也应按其不同身份承担相应的责权利。” [12]同时，“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亦理当是弘扬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规律即真正的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直至实现社会生产和消费的平衡发展；因为显然，只有首先遵从直至实践了这个基本规律，**过去提出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才可能得到全面实现。其次、在政治方面，**过去提出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主集中制”，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349]等等，当然还都必须坚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既分清敌我又“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并以此“克服困难……经受风险” [350]。再次、在文化方面，也依然应该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为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也应得到切实贯彻。

不过这里却冒出一个新问题：这种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和社会，究竟该由谁来执政和领导呢？又有哪个阶级及其政dang才有资格来执掌政权和领导全社会呢？

肯定地讲，在已经建成并得到巩固的这种国家和社会中，是既不需要也不允许再由哪个阶级及其政dang来充当执政和领导者的；即是说按照事物自身的逻辑性，**过去提出的这种国家和社会“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这一论断，已经不适用了。因为显然，在新民主、新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所有的阶级和阶层都是作为主人而存在的，即使是资产阶级，亦如前所述，在经过了新民主主义改造之后“仍然占有一席之地，并享有既无损于工人阶级又符合劳资两利原则的社会地位和权利”；而对于一个所有的阶级和阶层特别是其中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是地位平等的主人，且他们之间除了相同利益之外还难免存在不同利益的国家和社会来说，其执政者和领导者就再不应该也不可能只由其中某个阶级及其政dang来担当并说了算了。尤其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劳资两利的经济原则和劳资合作的经济制度，也不可能赋予其中某个阶级以某种特权，即令其有资格凌驾于另一个阶级及其他阶级之上；因为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与彻底的资本主义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就必须是彻底的民主主义，即以“阶级平等”、“人民共和”作为基本准则。据此可知，在一个定型和成熟的新民主、新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是不存在执政阶级和执政dang、领导阶级和领导dang的；即是说，在稳固的新民主、新资本主义社会中，任何阶级执政或政dang领导“都将成为时代的错误”，并该进博物馆了。

所以说，完全意义上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其实就是真正实现人民自己当家做主的社会；而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民主政治即宪政，其实也是彻底实行人民民主的民主政治即宪政。在这里，无论哪个阶级或阶层的人民群众，都具有完全平等的公民权利；他们通过协商、合议、表决、选举等民主形式产生具有法律效力的结果。在这里，任何阶级或阶层都仍可成立dang派并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表达其主张；但是，任何政治dang派却又只能在民间活动，而不允许操纵国家政权。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宪法，必须来自彻底的民主程序即是全国人民整体意志的集中体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构成，必须正确反映辖区内各种社会成分和界别的自然比例。因为只有这样，各级人代会依法通过的各项法律和决定，才可能具备最真实的群众基础并且行之有效；也只有这样，各级政府才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351]，既对各级人代会负责又接受广大群众监督。

但是，新民主、新资本主义革命，和作为其成果的国家和社会建立之初，尤其是当这个新生事物还处在国际旧资本主义势力重重包围之中的时候，却不能没有一个事先觉悟和组织起来的政dang领导；并且按照逻辑，这个dang还只能是一个新民主、新资本主义性质的dang，即其理论、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都必须是为了实现彻底的民主和资本主义，故而不应再是一个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政dang。这个dang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却把代表和维护包括新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内的各革命阶级和阶层的共同利益作为最高准则，带领人民为建立和巩固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自觉和公正的国家和社会而斗争；这个dang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哪个阶级和阶层的人都可以参加，但是dang又要求全体dang员和要求入dang的人必须彻底放弃其所在阶级或阶层的立场以及个人的狭隘私利，而站到dang的即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立场上来。这是一个典型的“超阶级”的dang，或者说是“全民dang”；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社会初建却必须由这个盟主领导。因为显然，只有一个这样的dang，才能获得全体人民信赖并有资格宣传和教育群众，直至调动社会各界的进步力量；也只有一个这样的dang，才可能顺应时代潮流，既不辜负自己的历史使命，又能在适当的时候主动化解自己的权力。

至此人们不难看出，新中国之所以会发生那场历史性大转折并从此走上歧路，概是因为中共及其领袖始终没能实现由无产阶级政dang及领袖向新民主、新资本主义政dang及领袖的战略转变所致；所以追根溯源，出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迷信，从而对无产阶级政dang历史使命的偏激理解与执着追求，这，才是导致建国初期那场巨大历史悲剧乃至后来一系列挫折的通盘原因之所在。有鉴于此，假使中国GCD能够在本次改革的过程中继承**的未竟之业，即不仅能够逐步实现由无产阶级政dang向新民主、新资本主义政dang的伟大战略转变，还能够在此基础上推动改革朝新民主、新资本主义的国家和社会前进，那该多好哇！果真如此，那么中国改革发展到今天，就不可能会积累出那么多“突出矛盾和问题” [352]，以至还被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危机所冲击，而且说不定在中共纪念百年诞辰之际，中国就已经作为强大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屹立在了世界东方。

但是令人遗憾，至迟从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353]开始，并以1994年《公司法》{SEX}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和开放便事实上步入了旧资本主义发展轨道；尤其是后来的“国有企业改革与脱困三年目标” [353]，更是一场“旧资本主义狂潮”，即在所谓“建立现代企业制度”[354]的大政方针驱使下，众多的各类公有制企业被改造成了旧资本主义企业。他们刻意回避资本固有的私有制属性，竟然推崇国有的旧资本能“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效结合”[354]；同时，他们又漠然于股份制无法摆脱的旧资本属性，反而幻想“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355]。结果，在“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国有经济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支配地位……着力培育竞争力强的大型骨干企业” [353]的指导思想支配下，一部分中央直属的全民所有制经济就演变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少数“由国家垄断经营”[354]并被视为具有“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353]的“权贵资本主义”[356]大企业集团诞生了；而其余的全民企业和大量的集体企业，则在“公司制改革”[353]、“股份制改造”[353]、“管理层收购”[357]、“抓大放小” [354]、“靓女先嫁”和“冰棍理论” [358]等一派鼓噪声中，变成了其他各种形式的旧资本主义企业，况且与之相伴的竟然是全民和集体资产的“严重缩水和流失”[359]，发生了一大批诸如“1.2亿国有资产被1500万元卖掉”[360]的闹剧[361]。

在这个过程中，工人阶级在企业中的主人公地位被彻底剥夺；他们只是“理论上的主人”[362]和“消极的舞台台柱”[363]。尽管dang中央“希望大家积极支持dang和国家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采取的各项政策措施，正确对待改革过程中的利益关系调整”[364]；但广大工人的切身遭遇却促使其思考：“为什么改革越彻底对自己的冲击越大，改革越深化而自己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却越来越薄弱”[365]。大批职工被迫接受“下岗分流”[353]和“买断工龄” [366]的严酷现实，“部分职工生活陷入了困境，信心低落” [353]，直到2005年，“国企职工‘疾风暴雨’式的下岗”[367]才“告一段落” [367]；这种一反常态并“相当激进的改革” [368]没法不引发剧烈冲突，湖北“半年内三名国企老总被害” [369]和2009年“通钢事件” [370]，就充分暴露了“企业改革与职工利益之间的矛盾之尖锐” [369]。在中国，长期寄生于公有制经济并且已经行政化了的各级工会组织，本来就不具有西方工会那种独立自主的品质；故此在企业改革中，它们不仅无法伸张劳动者的正当权益，反而必须事事听命于dang和政府，“睁只眼、闭只眼”。结果，当广大工人群众重新走进改制后的企业或者再就业之后，他们就事实上变成了“打工仔、打工妹”，即雇佣劳动者；国有企业“董事会中的职工代表” [371]成了“花瓶” [372]，所有企业的职工（代）会和工会也被排斥于法人治理结构之外。至此，本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373]的中共便彻底出卖了工人阶级；这是继中国现代历史上**背叛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之后的又一次背叛。于是，dang的阶级基础就被国家与社会的旧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所偷换；此后，“每年仅在‘五一’劳动节等时候提到‘工人阶级’。” [374]

    公有制企业改制、民办企业自发成长和国外资本涌入，是中国改革过程中旧资本主义经济的三大来源；而2001年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则更标志着中国的旧资本主义经济同“旧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同流合污。由此可见，所谓“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375]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因为目前的国有经济已不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 [375]，而股份制经济则本来就是一种旧资本主义经济。实际上，眼下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就是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为“主导力量” [375]、多种旧资本所有制及个体经济并存且开放的旧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相应地，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完全是个伪命题，即实践中并不存在，而既如此，那么必须以此为依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到底身在何处呢？所以说无论中共承认与否，中国改革走到今天，事实上已经改出了一个旧资本主义制度，而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只剩下了一面自欺欺人的“旗帜”[376]和一块冠冕堂皇的“形象”[376]；如果一定要说中国还有社会主义的话，那也只是一种“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377]，并如恩格斯所说，其“实质正是在于既希望保全现代社会一切祸害的基础，同时又希望消除这些祸害。” [377]据此可知，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378]，究其实质则是名义上的社会主义而实际上的旧资本主义；因此，若中共真想“永远不辜负人民的信任和期望” [378]，就请对中国改革先进行反省再规划出其正确前程吧！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都是拨乱反正并因而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而现在，不是又到了该召开一次这种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的关头了吗？

江斯隽

文章很不错啊，希望能多看到些这么好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