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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光棍问题研究(上)
2011-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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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种现状是改变不了的,这和现..虽然作者对这一问题做了较深入地调..城市中也有大量的农村光棍,是出来.. 光棍与农村社会的关系(双向),.. 历史塑造型,塑造一词似乎不妥,..刘先生,您好。 拜读文章,支持..简单易懂。国家统计局要是能按照博..像这样的研究者致敬,这样我们更能..本文不错,比统计局的有水平多了,..[3楼] 评论人: qianqianhaili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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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光棍问题研究(上)农村光棍问题研究(中)农村光棍问题研究(下)农地制度实践与农村公共品供给(一..农地制度实践与农村公共品供给(二..农地制度实践与农村公共品供给(三..农地制度实践与农村公共品供给(四..从看农田水利“制度性缺水”该如何..为什么下雨便是涝,不下便是旱?(..为什么下雨便是涝,不下便是旱?(..
——一种人口社会学的分析
摘要:以光棍率作为分析单位,本文发现,光棍率在1970年代至1980年代中期变化较为平缓,自1980年代中后期至今,则逐渐加剧上升。根据其形成的直接原因可以将农村光棍划分为历史塑造型、身心缺陷型、经济贫困型与缘分宿命型四种经验类型,而经济贫困型光棍逐渐成为当前农村光棍的主要类型。农村婚姻圈的持续扩大造成婚姻资源的不对称性流动以及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时期严重失调的双重挤压效应,客观上使得农村女性在婚姻市场中具有较强的要价谈判力,从而使得婚姻高消费成为可能并因此而导致了经济贫困型光棍的形成。
关键词:光棍、光棍类型、光棍率、经济贫困型光棍
一、引言
开宗明义,先说什么叫做“光棍”。据《现代汉语辞海》第232页对“光棍”的解释,其不带儿化音时,意指①地痞,流氓,与英文词“ruffian”意思相近;②作方言时,俗称没有妻子的成年人,或单身汉,其意与英文词“bachelor”差不多,如“打光棍”意指“过单身汉的生活”。[1]本文所谓的“光棍”即是根据农民的俗称,采用上述第二种含义,意指因为各种原因而未能有妻子的成年男性。
据报载,国家人口发展研究战略课题组于2007年1月11日发布战略研究报告显示,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出生人口性别比数据与2003年抽样调查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数据,到2020年,20岁至45岁的男性将比女性多3000万人左右,鉴于性别比长期失调,研究者据此推测2020年时我国将可能出现3000万光棍大军,且尤以农村最为严重。[2]这正如**同志曾言,中国的问题,不管有多小,乘以我们的人口总数就是一个大问题。
然而,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与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却完全不成比例,较有影响的关于光棍现象的研究成果并不多。既有研究中关于光棍形成的直接原因的考察最为普遍。岳岭曾从中国农村人口性别比失调的角度探讨了光棍大军的形成原因。[3]李凤兰等持类似观点,认为农村大龄未婚青年择偶困难的主要原因是当前农村人口性别比的结构性失衡、经济条件的制约和农村青年择偶交往机会的有限性。[4]石人炳通过对我国当前农村青年外流对地区婚姻问题和自身问题的影响的研究指出,一些大龄未婚农村外流青年择偶难,贫困地区女青年婚姻迁移导致当地男性青年成婚困难,因而,他呼吁社会要关注婚姻迁移导致的贫困农村地区“弱势累积”的问题。[5]也有学者从权利视角反思了对光棍现象的研究,认为光棍问题的实质更多还是女童的ren quan问题。[6]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比较零星的描述性研究,如张春汉[7]、彭远春[8]、孙淑敏[9]、倪晓锋[10]等等。然而,这些既有研究还存在如下几个问题。其一,主要都采取个体主义的进路,几乎都是在描述相关情况的基础上迅速上升到对光棍形成的直接原因的表述,因此基本都没有严格区分个人性的因素与社会性的因素。其二,对光棍群体本身的异质性缺少关注。其三,没有关注过光棍形成的历史变迁机制,而仅仅是谈及当下的光棍现象,难以从历时的角度把握光棍形成的复杂机理。因此,基于光棍现象的严重以及当前学术研究的不足,本文认为有必要对这一问题进行较为系统的初步探索。鉴于此,本文试图要回答的问题是:农村光棍的类型、形成及其变迁机制是什么?
二、方法与资料
与人口学领域主要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关于出生性别比数据以及抽样调查的出生性别比数据推算光棍数量然后对之进行解释不同的是,本研究试图从人口社会学的进路出发对农村光棍的类型、变迁、形成机制进行探索。关于社会现象的研究,社会学的研究传统历来存在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之争。那么,对农村光棍现象的研究,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进路?
要解决研究的进路问题,我们有必要先简要讨论一下光棍现象本身。在学术界,关于光棍的研究主要关注的都是青年,大多为26岁至35岁之间的未婚男性,一般习惯用单身青年来指称他们。本文所关注的光棍不仅是没有妻子的成年人,而且还指根据他们所在的地方性知识可以判断出的,他们这一辈子都可能再娶不到妻子的男性群体。由是,本文所关注群体的年龄范围就不仅限于青年,还包括了中年和老年。根据农村的地方性共识,男性青年一般年龄超过30岁如果还未能婚配者,就基本可以断定,他们这一辈子都可能要过着没有妻子的单身生活。即使有少数男性有可能在超出30岁以后还能婚配,但一般而言,因其数量很少,所以不影响我们研究时对光棍的界定。因此,本文所谓的农村光棍就是指年龄超出30岁尚未结婚的农村男性人口。
然而,与一般的正常人口不同的是,光棍在农村属于一个比较特殊的弱势群体。而且,在人们看来,光棍之所以成为光棍通常是由其个人原因造成的。因之,在当前关于光棍研究为数不多的文献中,几乎全是在单一的个体主义进路下展开的。然而,正如迪尔凯姆对自杀现象的讨论一样,个体主义的进路并不利于人们发现和探讨现象背后的社会因素。因此,迪尔凯姆提出要将自杀率作为分析单位,通过对这一整体主义的分析单位的研究,可以窥测出决定自杀者自杀的社会结构因素。[11]迪尔凯姆的这一分析同样适合于我们对光棍研究的进路选择。单一的个体主义进路不仅不容易展现决定光棍形成背后的社会机制,而且还无助于观察光棍现象的历史变迁。因此,本文认为,与研究自杀采用自杀率作为分析单位一样,光棍率同样应该成为研究光棍的分析单位。在本文看来,所谓光棍率,就是指在一段特定时期内,光棍数量在适龄婚姻人群中所占的比率。之所以要考虑选择“一段时期”,是因为婚配性别比与性别比不同,婚配的年龄段决定了两者可以有一定的时间差。[12]在本文中,这个“一段时期”的限度为5年。之所以如此选择是因为,按照农村的常识,男女婚配性别年龄差一般不会超过5年,大多数情况下男女年龄相当或男略大女1到3岁,女性如果比男性大的话一般也在2岁左右。因此,我们选择5年作为一个基本时间单位就能够较好地反映真实情况。
本文试图以三个村落的现存于世的所有光棍为考察载体。三个村落一个位于河南省南部某县,一个位于湖南省东北部某县,另一个村落位于贵州省北部某县,按照学术惯例,将它们分别技术化地处理为“豫村”、“湘村”和“黔村”。豫村共有20个村民小组,共有人口2258人,以22岁至30岁作为男性适婚年龄区间的话,豫村男性适龄婚姻人口约200人。[①]湘村共有12个村民小组,共有人口1080人,22至30岁的适龄男性婚姻人口约125人。黔村共有16个村民小组,全村人口2300多人,22岁至30岁的适龄男性婚姻人口约185人。本文资料收集主要采用无结构式访谈法。访谈对象包括现任村组干部、老干部、dang员、以及这些体制精英之外的村庄内的非体制精英、普通村民、光棍本人,访谈对象的性别选择上男女兼顾,年龄结构上老中青结合。访谈的内容主要包括光棍的基本信息、家庭成员构成、经济状况、被访谈者对打光棍的原因认知、光棍在村落中的地位以及他们对村庄生活的影响等。同时,我们还就村庄政治、文化、生产、生活等各方面展开了丰富的访谈,以便于我们从村庄整体的角度对光棍现象进行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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