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一系列政治社会事件 六位广州人与他们的19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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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一系列政治社会事件 六位广州人与他们的1976年
(更新时间：2006年5月11日 13:50)





　　1976年9月18日在越秀山举行的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上王首道致悼词

追悼会上的红小兵　　资料图片

　　1976年10月23日，海陆空三军指战员的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地通过广州市区，打出的口号是坚决拥护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四人帮”采取的果断措施。　　　　　资料图片

　　1976年是中国历史的拐点，也是不少人命运的转折点，人们对1976有深刻的集体记忆：

　　1月8日，周恩来逝世。7月6日，朱德逝世。7月28日，河北省唐山市发生7.8级地震，导致24.2万人死亡，16.4万人重伤。9月9日，毛泽东逝世。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

　　30年前那一系列波及全国、影响深远的重大政治、社会生活事件，广州人是如何见证、亲历的？广州市志有以下记载：

　　2月，广州撤消工交、财贸、文教系统武装部。6月12日，长堤大马路火灾死亡24人，商品损失460万元，吴锷成等13人在灭火中牺牲，后被省革委会授予革命烈士称号。6月，当时中国大陆最高的建筑白云宾馆建成开业。10月21日，市委就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向党中央发出致敬电。10月23日，广州百万军民举行盛大集会和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

　　翻开历史书，1976是醒目的但又那么模糊。那一年，广州的社会生活各方面正在发生什么变化、有哪些值得重温的片断？找寻有意思的话题，复活个人的记忆；从微观的角度着手，见微知著；从人物切入，寻访合适的口述者，他们可以是政要名人，也可以是普通百姓，他们的讲述将还原出一个更生动真实的“广州1976”。

　　——编者

　　【农民】主席去世村里打斋三日




　　讲述人：杨洪基，男，56岁，1976年时在白云区太和镇红山公社当农民。

　　我们这个地方，“文革”前叫白山，1969年学习毛主席出了名，改成红山。改革开放时，四周的树都被砍掉了，又叫回白山。我是红山公社第8生产队农民，1969年我初中毕业，农村人可以亦工亦农，我一方面在家里种田，一方面成了公社供销社的收购员。

　　1976年，整个广州郊区都流行种橙，家家户户起码都有五六十棵。之前我们种过番石榴、杨桃、广宁竹，嘿，都是一阵风。

　　到了收获的时候，供销社就来统收。我记得最清楚！4－5个称一斤是一级，一斤4毛钱，太大的反而不收。收上来以后，供销社用车运到广州长堤、洲头咀、八旗二马路的供销社，在那里统一销售给各个单位。

　　农民除了种粮食以外，农余时间还可以上山砍柴割草，卖给供销社后运到三元里、蚌湖等地给人家烧红砖。

　　那时候的农民早上8点钟生产队开工，大家先学习一篇毛主席著作，晚上放工还是组织学习。吃饭就在生产队，每餐饭前都要念三句毛主席语录。干活就是挣工分，一年下来和生产队结算，多退少补，吃饭基本上可以说没有问题。

　　那时候管得严，要是陌生人进了村，三盘四问，回答得牛头不对马嘴，就会被认为是特务；晚上在家里听收音机，声音太小了，别人听不清楚，就会被怀疑是偷听敌台。那时候我们村里也有几个偷渡的，抓回来生产队三日不开工，就要隔离审查。

　　周恩来是中国的标准男人，农村人好崇拜，我们叫他周伯伯；朱德都知道，就叫委员长；不过农村人还是最感谢毛主席，所以大家都尊称他“阿爷”。

　　还记得1976年“阿爷”过身(去世)，我是通过生产队的大喇叭知道消息的。当时公社有灵堂，村大队、生产队都有灵堂。村里面打斋三日，连猪肉都不给卖。我也去拜祭，一日去一次，灵堂里都是喑喑呜呜的哭声，那情形，不哭都被人引出眼泪了。

　　不过，“四人帮”倒台的消息就来得很模糊，直到邓伯伯(邓小平)搞开放政策，农村的变化才大了起来。我辞去了供销社的工作，和老婆专心种田。1980年，我花5000块买了一辆大客车，在外面跑起了运输。

　　记录人：本报记者　王瑾
　　【教师】四个落难人举杯痛饮



　　讲述人：赵元浩，90岁，著名经济学家、曾任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1976年底“四人帮”垮了，人所共知，中山大学很快都传开了。我不知道那时广州有上街游行庆祝的活动，所以没有参加。知道“文革”结束的消息，我和几个好朋友约好了，买酒来喝。

　　忘了是哪一天了。早上，陈雨田给我打电话，说，“粉碎‘四人帮’了，这是国家大事，我们来喝杯酒庆祝。”他还约了阳太阳、陈芦荻。陈雨田、阳太阳都是有名的画家，陈芦荻是诗人。虽然我们很熟，但很少在一起喝酒。

　　陈雨田当时住在小北路，我们四个人聚在他家里，从早上喝到中午，午饭也是在陈雨田家吃的。喝酒时，说起“四人帮”给国家带来这么大的灾难，大家都很愤恨，很心酸。

　　1966年，我是暨大第一批被打成“牛鬼蛇神”的。从那一年到1969年，我被斗了53场：我在操场上跪过煤渣，跪得膝盖都流血了；春节的时候，我赤着手到厕所拉大粪；挨皮鞭挨了5次，红卫兵让我面壁脱掉衣服，用皮鞭抽我。我父亲在“文革”中死了，小儿子疯了。我一个大学教授还成了杀猪佬，在干校劳动，我几个月里杀了50条猪。

　　喝着酒，不知是谁突然提议画画留念。陈雨田拿出家里现成的纸和颜料，阳太阳提笔画画。先是画了一株红梅，代表胜利了，又画了一个酒壶、八个酒杯，代表我们在喝酒庆祝。他还画了四只螃蟹，一只母的，三只公的，这四只螃蟹用绳子绑着，哈哈，代表“四人帮”被抓起来了。

　　我们兴致很高，有人提议我们四个一起给这幅画配一首诗。第一句，是我写的，“螃蜞作蟹亦横行”，陈芦荻接着出“八亿人民愤恨深”，陈雨田出“双庆今朝争买酒”，阳太阳最后出“高歌胜利又春临”。

　　有人曾问过我，“文革”中这么多人自杀，你受尽侮辱，怎么没有想到去死？我说，为什么要去死？不是我犯错误，是斗我的人犯错误。我用性命去陪他们错，不值得！我对中国的前途从不悲观，“文革”中，我从来都没有悲观。“四人帮”被打倒了，中国就更有希望了。　

　　记录人：本报记者　许黎娜　实习生　刘淑芬
　　【工人】北京路彻夜排队买书




　　讲述人：陆汉拱，男，57岁，1976年在广州钢铁厂第二焦化车间当炉前工

　　1976年，我27岁，还没有女朋友。父亲去世得早，母亲在韶关帮大哥带孩子，我和弟弟住在中山七路的一间公屋里。

　　那时，我已经在广钢第二焦化车间当了3年的炉前工，每天我都要经过珠江大桥到对岸的工厂上班。

　　我是一个内向的人，在炉前工中间属于比较另类的。我在单位极少知心朋友，进厂前我妈妈再三交代，不要得罪人，不要和人深交……当时我们50个工人一个操作班，有许多都是66年以前进广钢的，也有的读完小学没多久，在社会上混了一两年再进广钢，那些人是真正的工人阶级，我总觉得自己不属于那一类人。

　　1月8日上午7点多，我的夜班还没有结束，工厂的有线广播打开了。我当时就有一种不祥的感觉。广播里宣布了周总理逝世的消息，许多工人都停下了手里的工作，个个都显得很沉重。一些人还哭了。第二天，广钢在剧场举行追悼会，比较小规模的，只有单位组织一部分当班的人去参加。其他人说是要化悲痛为力量搞好生产。

　　此后，朱德逝世、唐山大地震、毛主席逝世，一个个不幸的事件接连发生，让大家有一种不知道往哪里去的感觉。直到有消息传来，“四人帮”被打倒了，我才感觉好像在黑暗中见到了光明，精神上有一种松弛的感觉。

　　1968年我高中毕业，当时国家政策是绝大部分人到农村，全班46个人，8个人留在广州，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我的家庭成分起了决定作用。我被分配到耐火材料厂工作。1973年广钢上马炼焦炉，国家规定不能新增加工人，就在同一个系统里的耐火材料厂找了50个工人调去炼焦。我没有想到，在炼焦工这个位置上，我一做就是20年。

　　“文革”期间，书店里没有书卖，图书馆没有书读。你能想象一个年轻人正当求知欲旺盛的时候却没有书读的感觉吗？……就像一个壮汉没有饭吃。那时候我们甚至把字典都拿来看。

　　到了年末，“四人帮”倒台了，国家把“文革”期间封存、禁止出版的名著全部重新出版。我还记得那天北京路的新华书店贴出了告示：第二天开始卖下列图书……我马上飞奔回家拿了钱，当晚天还没有黑就来到新华书店门口，此时已经有人在排队了。第二天上午9点书店开门时，队伍已经排到了文明路消防局门口。

　　买书的感觉真好啊，我一口气买了《复活》、《牛虻》、《契诃夫短篇小说集》、《莫泊桑短篇小说集》等书，花了20多元——那可是我半个月的工资。

　　记录人：本报记者　王瑾

　　【军人】总理去世我填词《蝶恋花》



　　讲述人：张旭初，1928年生，16岁参加新四军，上世纪70年代曾任解放军体育学院训练部政委(副军级)。

　　1976年，是中国巨变的一年。作为一名军人，我的心灵受到了很大的震撼。整整十年动乱，全国实在承受不了啦。“四人帮”倒台，中国又出现了曙光。

　　当年的震动从年初就开始了。当时，我在解放军体育学院任训练部政委。1月8日，学院召开师以上干部紧急会议，传达了中央军委的电报：周总理于当天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后，会场上一片寂静，大家彼此都不说话。

　　在中央军委的电报中，并没有说“不许怎样”，但规定了全军各级举行追悼会的时间、规模、内容。这实际上也是一种限制。由于面对的是中央红头文件，谁也不能说什么，尤其是军队。所以，各级都按照电报指示，举行悼念活动。

　　但是，对于这样的规格，我内心是有不满的，我和周总理有过接触，亲身体会过他的魅力和风骨。1972年，周总理在前来广州送缅甸总统回国后，视察了广州的体育发展。我曾经在二沙岛上向总理汇报工作，亲身聆听过他的教诲，感受到他的风范。所以，总理去世后，我曾经填词《蝶恋花》一首，以示怀念：滚滚珠江银色浪，南粤春光、万卉枝头绛。体育健儿凭眺望，二沙小岛迎贤相。

　　接下来，我们又两次接到中央军委的电报，通知朱老总、毛主席去世的消息。由于是部队，我们都只能严格按照中央指示举行悼念活动。那时，部队还是高度集中，不能乱。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中美关系缓和了一下，中苏关系还很紧张，但作为军队，面对当年的动荡，还是做好了应对外患的准备，要准备打仗。

　　“四人帮”倒台是当年一件大喜事。当时，部队是先向军以上干部传达了该消息，也比地方要早，随后一级一级传达。省委和军区合在一起召开了一个庆祝大会。会上集中了两种情绪：喜悦和气愤。大家太高兴了，但同时又觉得这帮小丑表演得太久了，我们的损失太大了！

　　我那几天心情大好，晚上睡不着，太高兴了。那段时间，不仅军区开会、单位开会，我们自己家里也开会。我们老两口，加上三个孩子，全家都欢乐得不得了。从1958年开始，我就因为我父亲的所谓政治问题遭受审查，审来审去，什么都没有，但还是不放过我。虽说还没来得及平反，但打倒“四人帮”，对我来说也算天翻地覆了。

　　记录人：本报记者　王海军

上世纪60年代蓝蓝(右)和妹妹合影。　　资料图片
　　【知青】差点错过好姻缘





　　讲述人：蓝蓝，1947年生，老三届知青，曾经在海南农场劳动五年，1973年因病回广州，现被返聘广州市老干大学科普系主任。

　　因为在海南农场干活太拼命，我染上了严重的肺病，1973年，不得不回广州养病。两年多后，1976年初，我终于基本康复，在广州重新工作。先是在文化公园做讲解员，一个月后，调到公园政工组，管理知青上山下乡的收尾工作。不久，因为另外一家工厂缺党员干部，又被调到该厂车间做工人。和城市中的大部分人一样，每天穿着蓝布衫，挎着绿书包去上班。

　　这一年，相对于在农场兵团的日子，我本人的生活基本稳定，但整个国家却显得动荡不安，自己也常常因此苦闷彷徨。先是周总理去世，按上边的规定，单位不举办悼念活动，但是私底下大家都在议论。清明节时，广州没见大的活动，但北京的事情我们听说了。有同事去北京出差，在火车上曾受到盘查，问有没有参加静坐，回广州后，还要写在北京的详细经历。

　　随后，天灾人祸不断。唐山大地震后，全民都处在惊恐之中，有一种不祥的感觉。很多人晚上睡觉都不脱衣服，家里的户口本、粮票、衣物等也都收好放在一个包中，等待随时提起就走。有一次，真的来了余震。我家当时在人民南路，晚上被惊醒，看见临街的一面墙裂了一条缝，透过墙缝，看见天空的闪电。全城都停电了，不少人往街上跑。我也跑到路中间，随后又到长堤。那里已经聚了很多人。直到彻底安定后，大家才陆续返回家里。

　　那段时间，国家领导人相继去世，广播中动不动就是哀乐。9月9日，毛泽东逝世。我在文化公园分会场参加了毛主席的追悼会。参加会议的人筛选很严格，“四类分子”绝对不能参加。围着中心会场坐满了人，都不说话，等待广播里的直播。追悼会开始了，先是播《东方红》。奇怪的是，本来天晴得好好的，一宣布大会开始，整个天空立即黑下来，随即下起大雨。大家都没带伞，就都在地上坐着任雨淋。然后，我们都哭了，整个会场都是哭声。追悼会结束，天随即放晴。

　　在个人问题方面，1976年，我经人介绍和现在的丈夫认识。接触一段时间后，我听说他父母出身有问题，就托人调查他的家庭背景资料。一查，完了，传言属实。这还能行？我马上要拉倒！不过，我父亲的一个战友王叔叔极力劝阻，说出身不能选择，小伙子各方面都不错，政治上绝对可靠。在这种劝说下，我又把他找回来了。事实证明，王叔叔是对的。三十年来，我们生活得很幸福。

　　记录人：本报记者　王海军

　　【商人】清平路摆摊摸出经商门道


　　讲述人：陈堂，外号“肥佬唐”，1976年开始摆摊卖家具。

　　找1976年在广州做生意的人？找我算是找对人了(笑)。

　　那一年我24岁，在广州农科所当农场知青，就是现在琶州交易会(琶州国际会展中心——记者注)那里。我们这些年轻的知青，工余就喜欢学木工、看书，写字画画。那个年代很特别，几乎人人都想学一门手艺。学好了手艺，将来才好?食嘛！我在农场是学木工的，后来还真派上了用场。

　　1976年11月28日，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从那一天起我开始做生意的，卖的木柜子是我自己做的。做生意的本钱是问岳母借的，80多块钱，比我当知青两个月的工资还多。

　　那时广州的国营商店就是那么三家，东西不多而且很贵，所以就开放了几个地方允许农民摆卖农副产品。一个在清平路，一个在十三行。清平路那个是最大的，整整三条街。说开放，其实也只是每逢农历的初一初十允许摆卖。路面大概只有8－10米宽，两边都摆满了卖鸡蛋、家禽的摊子，很是热闹。

　　第一次卖东西时，心里那个怕啊。那天我特意戴了一顶大帽子，把帽檐拉得很低，生怕碰到熟人和朋友。那个年代做生意的人不像现在这么风光，地位很低，只比“走私的”好些。

　　两个柜子很快就卖出去了，18块钱一个，两个柜子就是36块，是我当知青一个月的工资呢。回去的时候高兴得像过节一样。第一次尝到甜头，接下来就更加不怕了，帽檐也一天比一天高了。没想几天后，市场管理处(应该是工商局的前身吧——口述者解释)的人就找上门来，说我是炒买炒卖。我一听就急了啊，我说我这柜子是我自己打的，要不是穷的不得了，怎么会想到卖东西呢？那人把他们主任叫来了。主任是个好人，听完我的解释后指着路边的一块空地说，你办个证明，在这里租个摊子卖吧，租金是一天3毛钱。

　　我就这样一发不可收拾地走上经商这条路了，连工厂“招工”回城我都没有报名，后来因为旷工太多天被单位除了名。第一次我把几百块钱交给爸爸的时候，他很害怕地问我：“儿子，你现在这么多钱，怕不怕啊，会不会犯法？”

　　从卖出第一个柜子赚到第一桶金，我在商业这行摸爬滚打整整三十年有余。经商的门道，就是1976年开始在清平路那里学到的。

(南方都市报)
来源：南方新闻网  

[ 本帖最后由 画多 于 2006-5-12 12:48 编辑 ]

TOTTI

世界太大，史海太深，要逐一拾萃，要慢慢来。

jinry

越来越喜欢看凤凰卫视，口述历史。。。。

五一回家看到讲周总理的，很是感动。。。。

TOTTI

南方都市报做了一个专题，虽然只有两页，不过成为历史的感觉很奇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