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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默的大多数
自从我辈成人以来,所见到的一切全是颠倒着的。在一个喧嚣的话语圈下面,始终有个沉默的大多数。既然精神原子弹在一颗又一颗地炸着,哪里有我们说话的份?
——王小波
收信人说:“这是我看到的王小波最激越的文字。”
沉默的大多数,与红色的伦敦天空一样,早已如此,只是我们都不曾抬头好好看一看。于是回头,“以前说过的一切和我们都无关系”。从个体出发,重估一切价值。“我们”已死,“我”站起来。螺丝钉、砖头、稻草、大粪,都滚他妈一边去吧。如海子所说:“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公共领域不再是最重要的,我们甚至厌恶政治的言说,从广场回到厨房。
关于沉默的大多数和个体独立的言说已经太多,这里不多说。但是,娜拉出走之后,是什么样的一种模样?
贾樟柯提到他去大同拍记录片,发现现在的小孩子很多是独来独往,不像贾自己小时候,大多成群结队地出去玩。其实,我们这些当初呼啸而来、呼啸而去的小屁孩,现在也开始踯躅独行了。
因此,除了是沉默的大多数,我们还是孤独的大多数。
■ 孤独的大多数
当自由在安全的神坛上牺牲时,自由的光彩最为亮泽;当安全在个体自由的神殿下被牺牲时,它便偷走了以前牺牲品(自由)的光彩。
——齐格蒙.鲍曼
我们被流放,找不到归属感,心灵的平静,遥不可及。
这个时候会想到宗教(本段暂且抛开当下对宗教的压制不谈),但是正如韦伯所说,今天,如果不“牺牲理性”,信仰上帝和一神论宗教便是不可能的。在一个除魅的世界,叫我们如何去相信不可信的之事?我想,在我们这里,有很多人都和我一样,对于宗教,始终是难以进入。翻开《圣经》、走进教堂,却体会不到那种亲切感和归属感。
如果说自由意味着选择,那么倒过来,不可选择的东西带来安全和归属感。生于斯,长于斯,这是无法选择的。也许有时候我们会像《任逍遥》中的小济一样说:谁让我他妈的生在大同呢,我要是生在美国……不过假如能够平静地对待这个事实,并不是全无好处。
拯救有什么了不起?我逍遥一下不行吗?儒道互补,这才是让我们真正感到亲切的东西。但是,文革之后,我们还留下了多少传统的东西?西方不可及,家园业已芜,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即便能够重建传统,问题还是存在,王阳明说:“见满街都是圣人”,千年来我却只看到一个苏东坡(当然还有其他人,但是我认为苏东坡做得最好),而基督徒数不尽数。宗教仪式、圣经故事大大降低了信仰的门槛,基督教像麦当劳一样,可以到处开连锁店,而儒道互补则只能零售。这里我赞成朱学勤曾经说过的,中国传统文化太过精英化,很难推而广之(大意如此)。
时间上的文化我们无法选择,空间上的家乡也是无法选择的,同样可以带给我们安全感。然而,很不幸,现代化进程导致大多数人离井背乡。而对于大都市里的人来说,家乡的概念是模糊的:这么大一个城市,没有什么是属于你的,城墙可以拆毁,小铺子可以拆迁,一转眼就面目全非。有的人是主动选择了流浪,更多的人是被迫流浪,不管是观光者还是流浪者,都失去了温馨的家园。
也许还可以谈谈爱情,对于无神论者来说,这是仅有的还未完全除魅的东西,不过这个话题也只能点到为止。性与爱、情与欲的分离,让爱情的神秘色彩渐渐消除。我不相信木子美的内心是宁静的。
孤独不可言说,或者可以这样理解:当你试图言说孤独的时候,你会感到有太多的话要说,多到你无法言说。
■ 沉默的大多数与孤独的大多数
鲁迅先生提出“拿来主义”,拿其精华,去其糟粕。不过事实上也许正好,我们总是丢掉好东西,捡起坏东西。
鲍曼说“当安全在个体自由的神殿下被牺牲时,它便偷走了以前牺牲品(自由)的光彩”,这是针对西方的语境,而在我们这里,安全已经被牺牲,个体自由还路漫漫其修远兮。打个比方:好比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备,我们就已经失业了。如果说沉默的大多数是针对公共领域,那孤独的大多数就是在谈个人的安身立命。一方面要用现代性来批判前现代,另一方面也要用后现代来批判现代性。所以我们往往显得进退失据,左右为难。
不过问题并没有这么复杂,实际上我们既是沉默的大多数,也是孤独的大多数。对于当下来说,既需要自由主义在政治层面的批评,也需要后现代对于现代社会弊端的批判,同样,保守主义重建传统的努力也值得尊重。只要守住言说的界限,列出得失的清单,放弃包打天下的幻想,这三者可以并行不悖。
永远不会有完美的解决,我们在张牙舞爪地四处作战,而结果始终是妥协和均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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