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上虞厂房网的美文：十七岁那年我做了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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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个世纪的1975年1月30日，我与同学们相拥登上了夏盖山，尽兴地游玩了一天，然后回到了白马湖畔的春晖校园。
    在黄昏，这是一个冬天的黄昏，太阳早已下山隐落在地平线了，沿着驿亭西陡门的铁路旁边一条乡间小道上，一位十七岁瘦削赢弱的少年，斜挎着皱褶褪色的军绿书包，跟着一个挑着行李的中年男子走着。
    只见他一步三回头，时而回头望望渐行渐远愈来愈模糊的学校，时而又停下脚步，凝视灰朦朦的天空，环顾空旷的田野，满眼迷惘、满腹惆怅，似乎极不情愿地走向百官，走回家中。
    走在前面的是我叔叔，走在后面的是我俞坚。
    毕业了，二年的高中生活结束了。在当时的中国，一个普通人家的少年，能够读完高中已经不错了，毕业就是学生时代的终结。
    文革中高考已经取消，按照当时规定的政策“那里来回那里去”，就业别无选择，农村户口只能回生产队参加农村劳动。
    那个时候的大学虽然也招生，但招收的是工农兵学员，每年在每个乡镇，每个公社或许会有几个名额，但这属于相当职务的干部子女和上山下乡的优秀知识青年。
    对我来说，那怕是开后门也轮不到自己上大学。想进工厂当个吃国家粮的普通工人也是不可奢求的，除非等到我父亲从工厂退休。
    回家了，这次回家，不仅意味着我终结了学业不再是一个学生，还意味着我的农民身份从此开始，我将面临的是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修地球”的生活。
    真的放下了本书，离开了熟悉的校园生活，我一下子变得有点无所适从。我虽然知道自己要“扎根农村干革命”了，但对“修地球”的前途将会如何，人生的目标又是什么，我的心中一点也没数。
    我有点伤感，也有些忧虑。
    其实我做学生并没有象古人书中所说的那样“苦读十年寒窗”，从小学到高中“一塌刮子”(总共)才读了九年半的书。而且也没有好好地坐在课堂上念书，而是经常去参加社会上的政治运动，还有什么学工、学农、学军活动。
    当年与我一起从春晖校园高中毕业，回到“百官大队”做农民的同班同学还有二个。
    一个是我们第五生产队的沈悦来，一个浓眉大眼标准的帅哥，可惜英年早逝。
    另一个是居住在横街的第四生产队的王炳耀，后来在百官建筑公司混得不错。
    那个年代农村的政治形势是全国“农业学大寨”。
    当年我们百官大队第五生产队的dang小组长是赵伯均，生产队长是朱善德。
    我们第五生产队的规模比较大，有三个操作组，一个手车组。
    操作组是按照自然村座落的地域划分的，横山弄(今青春路)一带属于第一操作组，组长叫“荣夫白眼”。dang校(今广电大厦后面)一带属于第二操作组，组长叫“佳剥树”。下庙前高胖墩(今卧龙山庄)到一号桥一带属于第三操作组，组长叫“维生驼背”。
    这三个组是农业组，相当于生产队。
    而手车组则是副业组，专门用手拉车搞运输赚钱的。人员是从各个操作组抽调的精兵强将，都是一些膀粗力大的壮年男人。
    因为有补贴的外快，据说要想参加手车组还得挑挑拣拣开后门才能进去。
    当年第五生产队有规定：初中毕业生回队参加劳动的工分评定2分，高中毕业生回队参加劳动的工分评定3分。
    按照“农业学大寨”标准：男人最高工分是10分，称为全劳动力；女人最高工分是6.5分，称为半劳动力，每年评定一次。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自己的工分在第一年被评定为3.2分，到了年底折合人民币仅为3角8分。
    考究农村的“工分”制度，源于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建立的农业生产互助组，后来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农村人民公社中被普遍采用。
    这种方式主要有底分死记，底分活评，定额记工，联产计算劳动报酬等等。由于操作上流于形式，致使平均主义和大锅饭普遍存在，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根本无法体现，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工分都是一样的。
    我们百官大队的“工分”制度和这种“评工记分”的方法一直流行到了dang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而被废止。
    我家原本生活在上海市杨浦区，我父亲在一家机械厂工作，我母亲在一家玻璃厂工作，我和一个妹妹也出生在上海。
    1962年我父亲这个当年的青工劳模为了响应国家精简城市人口的号召，竟带头从上海举家迁移，回到了祖藉地百官。
    我父亲先后在上虞百官大队纸巾厂、上虞动力机械厂、上虞广播站工作过。
    1964年初，dang中央做出了“三线建设”的决策，福州军区和华东局作出了在江西建设能独立装备团以下武器的小三线和为空防海防提供装备的大三线部署。
    1965年，我父亲被抽调到了新余以南22公里的大山深处良山镇，投身到了“大三线”，他是当年上海市委紧急动员的14000名人员中的之一。
    据我父亲说，当年越南战场上打下美国飞机的五七高射炮就产自他们工厂，出自他的手。
    我父亲离开了百官，而把我们全家留了下来，并做了农民，我们家也因此成了一户半工半农的家庭。
    讲老实话，在那个年代人们的生活并不富裕，农村中社员们的口袋里很少有钱，谁家要是有一个“铁饭碗”在外面挣工资，这种在家既有粮食分配，外面又有“活水铜钱”的家庭还是很被人羡幕的。
    而我在我们俞家是长房长孙，一直集爷爷、娘娘和爸爸、妈妈的宠爱于一身，从小被娇生惯养，过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再加上平时没有好好地干过农活，又缺乏锻炼。
    如今才十七岁的年纪就要开始做农民参加农业生产劳动，要使用那可能是几辈子都没有多少改进的原始工具，过着那种重复地、简单地、枯燥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对我来说还真是一种严峻的自我挑战，也是人生的最大考验。
    在我的记忆中，印象很深，我当农民做“生活”(干活)是在过完了春节之后。
    第一天，我这个高中毕业的新农民，跟着别人屁股后面来到了第五生产队第二操作组的队屋门口。
    那个时候第五生产队的队部房屋座落在今天广电大厦后面停车场的位置，前面是三间二楼，里面还有一个很大的天井，这是过去百官下市头大户人家俞家台门。几经世间沧桑，房屋已相当陈旧破败。
    那个时候，每当早晨有线广播喇叭响起，社员同志们吃过早饭便会“懒洋洋”地从各自家中出门，陆陆续续地聚集在队屋大门口，等待操作组长也就是生产小队长分配农活。
    队里的农活安排，一般小队长在昨晚已同记工员和几个“炮头社员”(骨干)早就商量策划好的，具体劳力由队长支派。
    因此，在门口聚聚也只是一个形式罢了，男男女女、老老小小的社员们在队屋大门口嘻嘻哈哈地打闹了一会儿。
    终于，我们第二操作组人称“佳剥树”的一位姓糜的组长，心急火燎地走了过来，对我们大声吆呼，分派农活，他“三下五除二”一下子就会布置完毕。
    于是大家渐渐散去，各自回家去拿干活的农具。
    然后，大家按照“佳剥树”组长的吩咐三五成群地各奔地头去干活了。
    在那个“农业学大寨”的年代，一年四季都不会闲着，人们也不能在家呆着，从春忙到冬，从早忙到晚。
    虽然说刚过了春节还是天寒地冻农闲的季节，但是每天也是一定要出工的，每天也都有干不完的活；糊糊破田塍，掸掸田塍草；清清田秧沟，麦田里浇浇反青肥；油菜田里削削草……
    每天的农活是由“佳剥树”组长按排的，但每样不同的农活都会有“炮头社员”领头干的，并管理着。
    象我二爹俞小羊、我妹夫俞阿明这种身强力壮，“手里样样生活都捞得起”，虽然没有读过多少书，但平时喉咙“蹦蹦响”的人，才有资格称得上“炮头社员”。
    在田间劳动中，男女老少几十个人在一起，大家可以一边干边一边说话，讲讲“朝事”，说说“大头天话”。东家长、西家短，冷笑话、晕段子，什么好话坏话都能说、都能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