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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叔同一直是笔者景仰的一个奇人。
说他奇,是因为他那么年轻就成为“二十文章惊海内”的大师,集诗、词、书画、篆刻、音乐、戏剧、文学于一身,在多个领域,开中华灿烂文化艺术之先河。一个人精力是有限的,能做到他那样多才多艺学惯中西、融会古今的人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实在凤毛麟角。笔者曾经猜度他极有可能打通了各学科之间的障碍,从而触类旁通,成为中西文化的集大成者。
还令人称奇的就是当他处于事业发展的颠峰之际,他突然抛弃所有俗世功名以及娇妻爱子,于1919年他39岁时跑到杭州西湖边的虎跑寺削发为僧,法号弘一。按现在人们的思想观念来说李叔同的出家是让人无法接受的,因为一个人在事业大成的道路上奋斗那么久,等来了那一天,正该是享受成功的黄金时代,他怎么就出家了呢?不但现代人无法理解,即使过去他的家人和亲朋也是觉得匪夷所思的。他有两个美丽的妻子,一个在中国,一个在日本,听闻李叔同在虎跑出家都赶到杭州哭成泪人,跪求他还俗,只可惜弘一法师心意已决,飘然出世之心无法挽留。尽管这样,他后来还是再次成为中国宗教界著名的得道高僧。笔者认为无论是俗世的李叔同还是僧人弘一,他都是一个悟性很高的人。
弘一法师最奇的地方是他的笔迹。一般来讲,一个人成年后一生的笔迹都不会改变的,所以过去执法人员办案取证常认为笔迹鉴定是确凿可信的。但弘一法师出家前和出家后的笔迹确实判若两人。笔者曾经在虎跑寺参观过他的纪念管,看到过他的一些墨宝。出家前他的笔迹豪迈洒脱,挥毫泼墨之间锋芒毕露,笔者相信尽管他那时有谦逊内敛的公众口碑,但他实际的个性还是有点张扬的。出家后的弘一笔风为之一变,象折只断木在地上随便写出来的沙字,笔锋尽收,完全是硬性的文字,没什么个性。
对于李叔同出家,尽管有许多猜测,文化界至今存在一些争议,但是笔者觉得有可能是李叔同抑制不了心魔的暴发,因为他太成功了。其实承受力不仅指承受失败带来的打击,更难承受的是成功带来的浮躁和张狂。前文提到李叔同是个悟性很高的人,他出家前的修为境界已经高出常人许多。可是中国思想界的传统是以儒家“温良恭俭让”为核心的道德平衡体系,李叔同虽然在国外留过学,但是骨子里的东西不是三年两载可以改变。所以笔者推断李叔同的出家很有可能就是他在大成之时,正是他内心的相对平衡处于急剧动荡之际,他需要佛家的清心寡欲生活和端正平和的佛理来抑制心魔的暴发,以化解内心的失衡。换另一个角度来看,他太成功了,该有的都有了,对于俗世的浮沉终于感到厌倦,这也从另一方面促成他转向佛教徒生活。后一种解释可以从前段时间张国荣的自杀来观其端倪。
不管他出家的动机到底为何,但作为一名学者,李叔同在20世纪初那个国家动荡内困外扰的时代已经达到了文艺事业上的顶峰。他的谦逊和认真精神感染过许多弟子,比如丰子恺。在他的学生当中,李叔同许多堪称典范的事迹被广泛传扬,他是为人师表上的楷模。
我们再来看余秋雨。事实上,尽管他的作品有缺陷,但余秋雨先生确实成为目前国内最成功的散文大家。他开“文化大散文”一派,使得散文在抒情状物之余,同时具备文化传承和行者无疆的行为艺术内涵。“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是中国文人自古以来的传统,到余秋雨身上这种传统几乎达到一个完美的统一。尽管葛洪兵等人批他以煽情的姿态感染读者,但是读余秋雨散文能产生那种悲天悯人情怀是非一般散文作者所能实现的,由此可见余秋雨先生深厚的文化功力。更何况目前市场散文书籍一般很难卖的,但是余秋雨先生的散文集不仅改变了这种现状,而且几乎使得“洛阳纸贵”。在他今天的盛名之前,他确是靠实力来吸引读者的,本来无可厚非。即使现在挑出余秋雨散文一百多处文史错误的金文明先生都承认他本人也喜欢余秋雨的散文。问题就出在盛名之下,余秋雨先生到底发生了哪些改变呢?
余秋雨既是知名作家,又是才学渊博、学惯中西的学者,还是高校老师,他的情境开始与当年的李叔同的有点相似了。可惜他的定力远远不如李叔同,在早年苦心励志写出《文化苦旅》、《霜冷长河》、《行者无疆》等书之后,他的才思一天一天的干涸,但所接的社会事务却越来越多。他频繁出镜作秀,在中央电视台等多家媒体上做些与其学问毫无关系的事情,因此在他的广大读者群当中引来一些争议。至于他的批评者,更不会放弃这样的攻击机会。他负的盛名如此之巨,功利传媒的时代,注定他比李叔同承受的压力更大。可惜他没能抵制住这种浮躁,作品出错自然无法避免,更让广大读者无法接受的是他对善意批评的粗鲁、拒人千里的态度,从而失去一代大家和学者的风范,这是他与李叔同完全无法相比的地方。
历史并不是总是惊人的相似,人物结局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前事不望后世之师。李叔同出家和余秋雨现象能启思我们的就是儒家教育道德平衡思想是否有利于个体的健全?我们怎样承受成功和失败?如何在大起大落的名利场风云之间保持一颗平常心?
笔者觉得也许做一个真实的自己比什么都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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