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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之后，或者确切地说，尤其是大陆改革开放之后，在思想界又出现过继承鲁迅传统的挑战国家权威形象的思潮，但是很不幸，就像毛时代一样，伴随着批判和运动都很快就消失了。说到底，他们的影响是有限的。八九之后，更产生了无法消融的断裂色彩。在80出生的一代中，他们无辜的承担了上一代人所带来的政治后果，被动的接受了被政府意识形态同化的命运。思想的再一次启蒙居然需要余杰等人的鼓动。这无疑从这一个侧面反映出，前一代的思想努力几乎是白费了，在告别革命之后，我们终于也告别了思想。进入现在这复杂的后极权时代，像89和89以前的政治扼杀形式会不会再出现呢？回答起来也许并不艰难。但这需要我们梳理一下二十余年来中国的变革道路。
余世存先生针对一些学者对时代特征的总结时曾说：“对于很多人来说，经历了文革时代、邓小平时代、胡赵革新、十三年，然而对于我而言，只有一个时代，即没有自由的时代。”从这些时代特征的总结中，我们明显的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变革倾向。一个带有着中国传统文人的浓重的政治情结，把“人”或者把政治高层作为无上权威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当然，在这里面所说的政治情结不包括在体制外的不得已的和政治相连，而是渴望进入体制内进行革新的政治参与欲望。但进入体制内的又怎样呢？极权有极权制度自身的具有生命力的规则，不服从规则，就是被规则所抛弃。李慎之、胡平甚至可以加上王沪宁都体现了知识分子在制度内与制度抗衡的个人悲剧。第二个是一个从下向上的方式，也就是从个人做为个体所开始的变革，如果从这一个角度来看，自鲁迅之后或再向前提，这样的变革是一以冠之的。但从鲁迅开始有了明显的不同，他将民族和国家截然分开，在自觉认同国家这一范畴之前，提出每个人首先要享有一切做为现代公民所应有的权利。这也就是鲁迅所开始并应该被人继承的带有现代性倾向和人本主义色彩的优良传统。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政治权威和真正的个人权利之间无法融合的矛盾。上面的两条路虽然方式迥异，但归结到一点，还是怎样争取做“人”权利的问题，所不同的只是对待极权的态度。前一个寄希望于极权战胜极权之后的个体良知，后一个寄希望于个人权利的觉醒并为之努力奋挣从而引起普遍基础的社会变革。从历史的进程看，这样的努力殊难由一代人或两代人能完成，因此在为中国前途挣扎的同时，也不断希图进行思想方面的传承或者说启蒙。仔细推究，这一努力贯穿百年，是根本的，强大的，最隐秘的火种。
所以我们避开表面的变革形式，重点看一下在文化传承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的里面不同文明之间的激烈冲突。同西方不一样，中国的文化思想根基庞大而驳杂，在官方的科教书里是这样申明，与西方科技主义和人文主义传统不同，中国走的是马克思主义传统。无可否认的是，中国思想根基里确实含有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一脉相承的政治斗争哲学，但更多的仍然是封建古文化传统。毫不客气的说，毛的思想里就含有法家或兵家的思维理念，甚至这才是根柢。如果再用一个词来概括，便是农民思想。含有极大的奴性、偏狭，又有极大的江湖性质。用朱大可的词汇，便是流氓传统。而在西方，李强先生在《自由主义》一书的序言中这样概括，“自由主义是一个无法简括的思想，可以说，在西方社会无论是保守还是激进，只有一个传统，即就是自由主义。”治病还需治根，只有思想根基才是最重要的。现代社会的建立根基是在西方，要进入现代国家的行列，首先要有现代社会的国家公民。而要接受现代公民的理念，就需要有选择的消除中国传统思维从根本上所具有的许多与西方文明思维冲突的地方，否则是决对不可能的。这样的选择也充满风险，如果进行的不好，就可能是民族的彻底消亡。胡适先生在对日本侵略有过这样的言辞，说希望日本与中国罢兵修好，只有从心理上征服对中国才能真正的征服。一生为自由思想斗争的鲁迅深知其中的危害，以致撰文表示对五四战士，胡适博士的言论感到匪夷所思，原因正在这里。
但是，人类发展自有自己的判断标准。它知道怎样的去淘汰一个落后的民族。在鲁迅那里，也曾经有过对民族被淘汰的担忧。所以无论怎样的拒绝，一些使人类进步的价值观念终究无法抗拒。就在托克维尔作出对民主自由惊呼后的一百多年间，西方文明里面所蕴涵的对人本身有尊重的理念已经风靡全球。我们仔细再考查一下五四的先驱们所接受的理念就可以发现，对于自由价值和民主思想的从骨子里透露出来的气息。他们一生的争斗可谓都与之息息相关。以致于成为和国家权威对峙而立的强大力量。在鲁迅的时代，鲁迅完全可以以一人之力对国家的行为构成潜在的压力，他的这种力量可以在当时的国共两方面看出。毛将之称为鲁总司令，戏谑的将之与朱德并称，并在鲁迅死后加上了无限的荣誉，就为中国文艺界领导机构的左联也一定要拉上鲁迅以壮声色。与此同时，在国民党政府，鲁迅却上了被暗杀的黑名单，他的文章被左抽右抽删改拒发，以希图断绝他的生存空间。他无限的压力和寂寞反而增大了他个人意识的强大觉醒，在黑暗之中愤然前行，决然不顾。没有人象鲁迅那样的彻底的捍卫着现代公民所应有的做人的权利，他是决绝的，从不妥协的。他自己说，在现在的年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能爱才能文。不妥协的态度一直到他的去世。他最后仍然要说，“我一个也不宽恕”。这句充满怨毒的话里面有着更大的满含绝望的悲凉意味。他终究以强大的个体意识成为国家权威的对立异端，成为一个不肯屈服的标志。
现在又能怎样呢？比鲁迅时代最不利的情况在于，如今的中国已成为一个大一统的极权社会。较之鲁迅时代，个人主义的生存空间终于不是变大，而是更小了。这反过来说，也可以认为是对比现今的中国，极权的地盘被空前的扩展了。它强大到我们对体制内的失望，对各种公众信誉的丧失信心。运用哈维尔的词语，我们终于进入了一个后极权时代，进入了一个个体承担责任的时代。极力捍卫个体价值和为人的权利，成为一个无法逃避的选择，也是一个被动的不能不作的选择。究其根本，是因为如果我们丧失了个体的存在，就必然成为无思维的权力机器，我们已经无路可退。但我们还是悲哀的看到，这种个人意识的古怪的生存方式。当号称独立的精英们大声疾呼思想启蒙的时候，却依然在现实之中努力的跪着。我们需要问的是，这究竟要启蒙民众到什么样子呢？象他们一样的跪着做人么？任不寐有篇文章叫做，象说的那样去做，这种诚信在这个道德大国里尤其是一直不可忽视的力量。然而，我们，有谁能够象说的那样去做呢？说假话可以，说真话大约就难了。做奴才的时代还未曾过去，做奴隶的时代已经来临，失去了象鲁迅一样的独立而强大的个体意识的知识分子的今天，谁能说自己是能个人力量去对抗国家权威？充其量，不管是挣扎而已。
不能产生鲁迅的这样的人，被一些人描述成，“只因为鲁迅是天才”。鲁迅本人大约也很拒绝这样的说法，在《未有天才之前》所说的道理大体能够代表他的态度，圣人不在自己的家乡，如基督的遭遇一样，在当时的时代，也不曾有人将鲁迅作为天才看待，现在回过头来看，他的论敌都十分优秀，论学才能未必会逊于鲁迅。对照现在，如果用柏林的自由观念，鲁迅的争取更倾向于以争取积极自由以求获得消极自由，但在个人立足的根基上丝毫不肯让步。而在当今的时代，这个大一统的后极权社会较之鲁迅时代有着更为严酷的审查制度和更为残忍的折磨方式。它以垄断一切的姿态对个人形成了强大的压力，凡是对之不利的东西根本不让见于天日。大部分的自由主义者或与政府“对抗”者却更倾向于争取消极自由。在个体生存根基面前明显避重就轻。便如此，也显得非常激进了。而这种区别所造成的后果正是，个人作为独立意志挑战权威的彻底丧失。更多具有了民族主义传统的悲剧色彩，而缺乏作为现代社会标准之一的——国家体系——这一概念下的公民观念。相当于鲁迅，更缺乏独立承担的英雄式的悲剧色彩，显得温和而脆弱。余世存大约看到了这其中的荒谬，他跳出体制寻求生存，这也许暗示着这样的一层事实，我们需要承担的是比生命更多的东西。巴金说，奴在身者，可悲，奴在心者，可耻。而我们，带着奴役的痕迹，就是这群可悲而可耻的人。而我们，也正是需要承担个体责任呼唤个体意识觉醒的最后一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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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2-20 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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