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博弈论看教化、君子与儒家

黯然神伤

　
　　来源：《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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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j. ]6 d3 d9 T' |　　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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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f" f' b  `% X  `' Q8 M+ J　　张维迎著，《博弈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
　　
　　本书第一句话开宗明义：“贯穿于本书的主题是：人类如何才能更好地合作？”（序言，第1页）正是这句话，推动全书走向了一个出乎意料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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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经济学家来说，这是一个革命性理念。当然，经济学其实就是由因此问题而诞生的。同样，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从门格尔到哈耶克，都以人的协调、合作及其形成秩序，作为经济学之核心议题。
　　
% O" y; U: I  t( H: R2 X& |　　君子与合作、制度变革
　　
　　君子-小人之辩是儒家思考社会治理问题的基本范式。
　　
$ ~  D3 ~! q& ^& p: W' Z5 U　　现代人对此也是本能地反感，视之为等级制。君子-小人之辩当然不是在肯定等级制，因为在儒家那里，君子、小人是德行的、因而是动态的概念。那么，儒家为什么提出君子概念？我曾从社会科学角度给予解释，借用的工具就是博弈论和制度经济学，包括“囚徒困境”、搭便车难题、集体行动的困境等。张维迎接受则指出，君子-小人作为一种等级制度，构造了走出囚徒困境的协调机制和激励机制，从而克服了囚徒困境。
　　
　　那么，君子何以做到这一点？因为君子是理性的，小人常常是不理性的，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常在于此。《论语》记载：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云云。其实，“省”什么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省”本身。“省”就是反省，自我反思。省说明，君子的生命是自觉的。有反思才有理性，人才能认识到什么是自己真正的、正确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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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O' y" W! w　　在市场经济最为发达的英美，关于利益，人们最喜欢说的词是“正确理解的利益”。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展示了这一点。如果一个人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利，所谓“小人喻于利”，除了利益什么也不管，这个人就是小人。小人其实一点也不理性，“理性经济人”其实是“欲望经济人”，他基本上被欲望驱动，而必然是非理性的，甚至是反理性的。相反，“君子喻于义”，“义”是什么？义者，宜也，应得的就是义。君子具有反思能力，所以能够“见得思义”。一个人追求自己应得的，这就是君子。经过反思，他确定自己的正确的利益，并追求它。这才是真正的理性。这样的人才是市场秩序之最为恰当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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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如何让人成为君子？在相当程度上需要借助教化。其实，轴心时代形成的宗教或文教都在养成君子，都在让人理性，让人节制欲望，让人面对利益有所反思。正是这样的宗教或文教，让市场秩序得以形成。利益最大化刺激的个体，远不足以形成秩序，经由教化而喻于义、因而追求正确理解的利益的个体间的协调、合作，才能形成市场秩序和社会、政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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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4 R' q6 r* n0 B4 f" c　　也唯有“喻于义”的君子，有能力推动制度变革。
　　
0 }2 d3 y- S  v$ B+ Y5 ]　　关于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变化，包括经济增长，迄今为止，尚无令人信服的解释。受制度经济学影响，人们普遍相信，制度至关重要。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问题是，制度因何而变迁？制度变迁的机制是什么？我曾提出“立法企业家”概念，张维迎教授则提出“制度企业家”概念，引入了积极行动、创建制度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形成秩序，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推动制度变革。制度变化是人创造制度之创造性活动之结果，一定是有人在推动，制度才能演进。
　　
0 A2 P/ a) {4 I0 [　　这马上涉及一个问题：制度企业家从哪来？一群人中何以出现制度企业家？什么驱动他们行动？所有人都在行动，但是，大多数人的行动对制度演进并不发挥作用，他们只是制度的消费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说这样的人在给定制度之下追求利益最大化。他们是喻于利的小人。君子若置身于相同的处境，则可能成为制度企业家。事实上，绝大多数制度企业家都是君子。
　　
; b7 A! |; }( T+ S7 j; z; t　　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还是因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喻于利”的意思就是，在给定制度下追求自己收益的最大化，而不管制度本身好不好。君子则喻于义，也就意味着，生活在某一制度下，他会追问：这个制度对不对？如果对，他心安理得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如果不对，即使按照制度的逻辑行动能够获利，他也不做。这就是君子。
　　
/ T9 }+ C' D5 U0 e* z* U' _　　当然，上面所说是洁身自好的君子策略。君子还可以采取另一策略：改变不合理的制度。改变制度也可采取多种策略：第一种是创新性违法。三十多年来，中国的诸多制度就是因此变化的。官方的正式制度不合理，怎么办？不遵守，在法律规定的正式制度之外行动。这是一种创新性违法策略。比如，小岗村农民把集体土地私分到家。这显然是违法行为。
　　
7 [9 |8 f: {! `9 F5 Y* U; q: X. Z　　显然，并不是所有生活在不合理制度下的人们，都敢于违法，违法是需要勇气的，因为，违法者要付出成本。违法还需要仁。人们都会说，这些人在追求利益，其实，他的动机更复杂。他有不忍之心，他觉得，这个事情太不合理了，对大家都不好。他相信，自己违法，其他人会得到好处，愿与他合作。比如，违法建造小产权房的农民不只计算自己能获得的利益，他还会计算城市人口从中获利，形成合作关系。这就是仁。能够推动制度变迁的人也具有智。总之，推动变革的人通常具有儒家所说的智、仁、勇三大德。这三达德是能够实现制度变革的政治人物或企业家、普通民众的共同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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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d- o7 r: F0 g　　人们为了改变制度，还可以采取第二种策略：抗议。这涉及集体行动。而只有君子才有组织集体行动的能力，从而推动制度变化。奥尔森讨论过集体行动的困境，而君子恰可解决这个困境。君子是什么人？本书一条注释中引了《白虎通义》的一句话：“君之为言群也；子者，丈夫之通称也”（第386页）。君子就是具有卓越合群能力的人，合群就是把分散的人组织成为一个集体，从而采取集体行动。古代社会中，儒家士君子的核心作用就是组织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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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君子具有合群能力？君子有三方面的品质：德性，治理的技艺，威仪。具有这三者，一个人就可以获得人们的信任，人们乐意服从他的领导。儒家之学就是培养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养成这三种品质，换言之，儒学就是君子养成之学。两千多年来，儒家致力于养成君子，在社会各个层面、各个领域发挥合群功能，包括组织社会自治。
　　
　　回过头来考察即可发现，过去三十多年来，推动各个领域之制度变迁的人士，不论是底层草民，还是上层官员，总具有君子的品质。在传统严重断裂之际，中国人的行为仍然不出孔子这位伟大的制度企业家为中国人确立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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