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新民主主义前进之八

浙江蓝汛

第二篇

新民主主义构想的得与失

第一章  不该被人遗忘的辛勤探索

一、历史的悬念与新经济政策

历史把问题重新提到了人们面前：在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自身的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都本该依托一种怎样的实现条件和实现目标呢？具体地说，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此前的革命成功以后都本该走上一条怎样的发展道路和建立一种怎样的社会制度呢？

对于这个问题，前半场大变革尽管并没有直接给出明确答案，却无疑已经找回了可以得出正确结论的社会历史前提：因为显然，既然这些国家在废止了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几十年之后还必须把它请回来，那就证明在资本主义历史时代，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或者所领导的人民革命都本不该把消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作为实现条件和目标，反而应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作为实现条件并把建立一种劳资之间公平合理的基本经济制度作为实现目标才对；既然这些国家在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几十年之后还得重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和退回到资本主义制度，那就说明他们在革命胜利之后都本不该选择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反而都该走上一条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并且建立一种本身属于资本主义历史范畴却又能够消灭阶级剥削和压迫的社会制度才对。

实际上，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本是一个资本主义已经有了较大发展，但在殖民主义列强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中又渐趋衰败的封建军事帝国；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中国本是一个资本主义已经有所发展，却又不断遭受外来侵略和国际资本与本国封建势力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而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则除了东德之外，此前的国情亦大致都同俄中两国相类似或者介于两者之间；只是由于其领土面积和人口数量都不及俄中两国的大和多，从而它们的国情亦不具有更大的代表性。故此，按照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所有这些国家在革命胜利之后都本该走上一条属于资本主义时代的发展道路和建立一种与之相吻合的社会制度才是；因为只有作出这样的抉择，才能够让这些国家既从落后的农业国较快地发展成为日益发达的工业国，又同时建设成为具有高度民主和健全法治的现代国家。

如果有谁以为这番议论纯粹是为了偏袒和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则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正是为了实现无产阶级自身的利益才更有必要这样做。1875年，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对未来俄国革命的错误希望的前七年，恩格斯曾经在《流亡者文献》的第五篇《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中，专门针对特卡乔夫的糊涂认识写到：“现代社会主义力图实现的变革，简言之就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以及通过消灭任何阶级差别来建立新的社会组织。为此不但需要有能实现这个变革的无产阶级，而且还需要有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能够彻底消灭阶级差别的资产阶级……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阶段，才有可能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以致使得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持久巩固，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或甚至衰落。但是生产力只有在资产阶级手中才达到了这样的发展水平。可见，就是从这一方面说来，资产阶级正如无产阶级本身一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因此，谁竟然肯定说在一个虽然没有无产阶级然而也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里更容易进行这种革命，他就只不过是证明，他需要再学一学社会主义初步知识。”[128]恩格斯的这段话传达给人们的重要信息，就是他此时尽管仍未意识到“现代社会主义”只能是一种自然结果，却显然已经肯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大优势就是能够创造出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并从而为消除阶级差别提供出所必需的物质前提；因此，所谓“现代社会主义力图实现的变革”，也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至少是大部分生产力充分发挥出来之后才是应该和可能的，否则便没有现实可能性，反而还将“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或甚至衰落”。

列宁在俄国1905年革命的过程中亦曾经一语中的地指出：“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因此，工人阶级和资本主义的最广泛、最自由、最迅速的发展有绝对的利害关系。消灭一切妨碍资本主义广泛地、自由地和迅速地发展的旧制度的残余，对工人阶级是绝对有利的。资产阶级革命正是要最坚决地扫除旧制度的残余，即农奴制残余（属于这种残余的不仅有专制制度，而且有君主制度），要最充分地保证资本主义获得最广泛、最自由和最迅速的发展。□□因此，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是极其有利的。从无产阶级的利益着想，资产阶级革命是绝对必要的。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愈充分，愈坚决，愈彻底，无产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就愈有保证。只有那些一点也不懂得科学社会主义的人，才会觉得这是一个新的或者是奇怪的、荒诞的结论。而根据这个结论还应当得出下面的原理：在某种意义上说来，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要比对资产阶级更加有利。”[129]他还认为：“资产阶级革命是不超出资产阶级的即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范围的革命。资产阶级革命表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它不仅不会消灭资本主义的基础，反而会扩大并加深这种基础。”[130]“但是，绝对不能从这里得出结论，说民主革命（按其社会经济的内容来说是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没有巨大的利益。绝对不能从这里得出结论，说民主革命不能有两种可能的实现形式：或是以主要有利于大资本家、财阀和‘开明’地主的形式来实现，或是以有利于农民和工人的形式来实现。”[130]**在中国革命胜利之前也曾发表过类似的言论，即：“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131]显然，这些中肯的论断不仅对于俄国或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来说是正确的，而且对于一切后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其他国家来说也同样是适合的；而既如此，那么这些国家在革命成功之后便理当都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并建立一种既与此相适应又“有利于农民和工人”的社会制度才对。

正是出于对现实社会历史条件的深刻理解，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便对当时的俄国究竟应该选择一条怎样的发展道路开始了初步的，然而却是卓有成效的重新探索；他认为，当时的俄国尚不具备直接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同时，在这个“极端落后的小资产阶级的国家”[132]，又不可以“去试图禁止或堵塞资本主义的发展”[133]。于是，他便主动地放弃了一度曾经产生过的在革命胜利之后立即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即从“特殊的‘战时共产主义’”[134]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急躁做法，反而从1921年起开始实行了“新经济政策”[135]；为此，他坦荡地说到：“采取新的途径来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已经绝对必要了……我们现在还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真正途径，而探寻这一途径的唯一方法，就是实行新经济政策。”[136]

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立足点，是把“国家资本主义”[133]作为领导和推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在这个前提和基础之上，又分别针对农业和农民、工商业和国内外的资产阶级实行了两个方面的改革。对前者，是承认小农经济，“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税收数额在春耕前规定，秋收后增收不增税。农民纳税后剩下的余粮可以自由买卖；开放市场，实行自由贸易，允许农民的各种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在地方范围内自由交换”[137]。而对后者，则是实行同国家资本主义相联系并受其约束和监督的各种所有制和经营形式同时并存的方针，即在一定的限度内，容许私营工商业的活动；同时又面向国际资本实行了“租让制”[138]，即“把当时无力经营的一些工厂企业、矿山森林等自然资源，在苏维埃国家监督下，暂时租让给外国资本家”[137]。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就是无产阶级政dang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几近全面地推行“资本经济＋市场经济”；而其精髓，则是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第一次尝试利用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来促进本国经济社会的较快发展。“新经济政策实行一年后，取得显著效果，国民经济状况迅速好转，群众生活有了一定的改善。苏维埃政权更加巩固。1925年，农作物播种面积已接近1913年的水平，比1921年增加约百分之十四，谷物总产量恢复到战前的百分之九十四。1925年工业总产值已达战前的百分之七十五点五，固定生产基金超过战前，达百分之一百一十八点八。”[137]

“新经济政策的制定和贯彻充满着矛盾和斗争……dang内有些人由于不了解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对新经济政策表示怀疑和不理解，对革命前途缺乏信心。”[137]为此，列宁不得不进行大量而耐心的说服和教育工作，即指出：“我们经常谈论‘我们’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但却忘记明确地想一想这‘我们’究竟是指谁……‘我们’，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正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但先进部队只是整个无产阶级中的一小部分，而无产阶级又只是全体居民群众中的一小部分。所以为了使‘我们’能顺利地解决我国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就必须懂得，需要经过哪些中间的途径、方法、手段和补充办法，才能将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全部关键就在这里。”[139]“‘我们’直到现在还常常这样议论：‘资本主义是祸害，社会主义是幸福。’但这种议论是不正确的，因为它忘记了现存的各种社会经济结构的总和，而只从中抽出了两种成分来看。□□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和中世纪制度、和小生产者、和小生产者散漫性联系着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140]

当然，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初衷并不是就此顶替或取代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反而正是为了实现向社会主义的顺利过渡，正像他自己所说：“我们已经退向国家资本主义了。但我们的退却是有限度的……现在已经有些迹象可以使人看到退却的终点了，可以使人看到我们停止退却的时间已不太远了。这次必要的退却愈自觉，愈协调，成见愈少，那么，停止退却就会愈快，而我们胜利的前进运动就将愈稳固、愈迅速、愈壮阔。”[141]另一方面，新经济政策包括它所采取的一切“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在内，本身又并不构成一种可以作为目标模式并从而全新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即是说它并没有造就出任何一种新的生产关系或者经济成分，却反而完全是对当时各种现成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利用和改造，即把各式各样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直接置于无产阶级专政即苏维埃国家政权的掌控之下，并从而凭借外力在不同程度上扭转了它们原有的阶级属性和客观发展方向。例如对于国家资本主义，列宁就指出：“照所有经济著作解释，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由国家政权直接控制某些资本主义企业的一种资本主义。但是我国是一个无产阶级国家，它依靠无产阶级……并通过无产阶级把下层农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142]；所以说，当时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活动范围的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同国家联系着的，而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142]从而我们能够“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143]。

但是这里需要特别指出：凭列宁的智慧、胆略和求实精神，如果能在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继续探索并不断创新的话，说不定真会提出一种新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只不过由于列宁意外地过早去世，这种立足于俄国当时的社会现实而开创一种“有利于农民和工人”的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事实上也就随之消逝了。结果，当接力棒被斯大林接过来之后，事情就逐渐起了变化，到1931年，新经济政策的理论和实践便被全面终止并反而被教条主义的“斯大林模式”彻底取代了；所以说，二十世纪作为实现生活而出现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其开山鼻祖并非列宁而是斯大林，相应地，其真正的历史起点亦并非1917年而是193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