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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门投趾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
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
清末，中国留日学生好作一种恣肆狂放的绝句，号称“浏阳体”。浏阳指谭嗣同。据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云《谭嗣同传》记，谭在狱中有一首题壁诗：
掌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此即所谓“浏阳体”。梁启超《饮冰室诗话》曾谈此诗，说日本人曾以诗配谱成歌。大致其时留日学生，无不能诵此诗，亦无不从这首诗中去想谭嗣同的丰采。而“两昆仑”说，则又往往成为谈之不倦的话题。
“昆仑”自是指唐人小说中的昆仑奴，对“保皇党”而言，凡帝党皆为光绪的昆仑奴。所以两昆仑的说法不一：
一、梁启超说：指康有为及大刀王五；去者康而留者王。
二、一九五六年有笔名“忘机”者，在香港一刊物撰文说：“谭诗中所谓之两昆仑，无疑是指死者与行者。以程婴期任公，以杵臼自任。文义甚明。且任公告我，亦如此说。”据此，则梁启超指“去”之昆仑为康有为，自是出于尊师之义。
三、谭嗣同之孙谭训聪，谓“两昆仑”乃指其家仆人胡理臣及罗升。
四、陶菊隐之说最玄，谓昆仑即武侠小说中的昆仑派，指大刀王五及通臂猿胡七。
但据中央研究院院士黄彰健考证，此诗实经梁启超窜易。黄引唐恒《戊戌记事八十韵》，证明《绣像康梁演义》中林旭被难前所吟的第二首诗，应为谭嗣同原作。唐恒字照青，河北盐山人，与戊戌六君子之一杨深秀为光绪十五年己丑会试同年。其时官刑部主事，当是派在秋审处任职，所以得参预此狱，且为主办司官之一。诗中叙六君子被难后，“吏人返事讫，流涕对我说。役卒呈数纸，云是狱中笔（原注：谭杨入狱均有诗）。”则谭虽有诗，非题狱壁。“演义”中所说记林旭两诗的第一首：
青蒲饮泣知何补？慷慰难酬国士恩。
欲为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
“千里草”指董福祥，“本初”谓袁世凯。陈石遗断言此诗确为林作无疑。但不一定为入狱所吟。第二首经黄彰健考证为谭嗣同所作者如下：
望门投趾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
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
据黄彰健释此诗如下：
谭诗第一句：“望门投趾怜张俭”。后汉书张俭传“室门投趾”作“望门投止”。仪礼士昏礼郑注：“止，足也。古文止作趾。”后汉书张俭传说，张俭“亡命遁走，望门投止重名行，破家相容。”“其所经历，伏重诛者以十数，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谭诗第一句用此典故，其意思是说，谭不愿亡命，贻累亲友。
谭诗第二句：“直谏陈书愧杜根”。接后汉书杜根传，东汉安帝时，“和熹邓后临朝”，杜根以安帝年长，宜亲政事，上书劝太后归政。太后执根，令盛以缣囊，扑杀之，幸而刑人不加力，根得诈死，逃窜为山中酒保。谭这句诗的意思是说，未能上书太后，请其归政光绪，有愧杜根。其用一“愧”字，系诗人忠厚之辞。因为照传统道德观念，谭氏处理此事，毕竟应先考虑如何调和光绪母子感情，而谭氏不如此作，此因谭氏认为上书向太后直谏，无济于事。
谭诗第三句：“手掷欧刀向天笑”。《后汉书•虞诩传》：“宁伏欧刀，以示远近。”唐章怀太子注：“欧刀，刑人之刀。”任华《怀素上人草书歌》：“锋芒利如欧冶剑。”剑亦可称为刀。欧刀之欧，或应释为欧冶之欧。谭这一句诗的意思是：新党既不宜逃，又不宜谏，只有诉诸武力。今所谋既不成功，谭视死如归，亦甘之如饴。
谭诗第四句：“留将公罪后人论”。光绪赐杨锐密诏，本嘱咐新党不可违太后意旨。新党不顺从光绪意旨，而拟调军围颐和园，谭氏认为此系为了保种保教而采取的非常措施。……谭诗“公罪”二字绝非“功罪”二字之讹。谭这句诗的意思是，谋围颐和园系公罪，其是非得失，留待后人去讨论。
黄说甚精，亦可借此推知梁启超何以窜易谭诗的原因。黄彰健以为：
他们（按：指康梁）捏造谭嗣同狱中绝笔，因此将谭的狱中诗也加以润色改易，以与他们的保皇活动相配合。
此亦一语破的，信而有证。
照原作来看，无论思绪、句法，都是一贯的。所谓“望门投趾怜张俭”的“怜”字，极其精练，此可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是谭嗣同看张俭，仓皇逃窜，连累了许多亲友，艰难一死，其情可怜。一方面是以容纳张俭者来看张俭，觉得他可怜，方始收容。而不论从主观或客观来看，谭嗣同都不以张俭为然。著一“怜”字而无讥诽卑薄之意，正是诗人温柔敦厚之处。
左舜生《谭嗣同评传》中论其为人：
以嗣同的本质来说，他实际是一个天性笃厚、而感情真挚的人。我们看前面所引他追述他母亲如何教育儿女克尽妇德的那篇文字，是何等的悱恻动人。当他在戊戌八月被捕的前夕，逻卒在门，他自己已经视死如归，但仍能从容不迫！为他父亲造出几封告诫儿子的家书，以免他的老父横被牵累，您难道可以不承认他是十足的孝子吗？
这可以充分证明，谭嗣同绝不肯做张俭，贻果亲友。末句所谓“公罪”，亦是想开脱家人，表示他的作为并非出于拥护皇帝以求富贵的私心
近读《温故戊戌年》，不是1997年张建伟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的那个版本，而是他在看到台湾戊戌变法史专家黄彰健的《戊戌变法史研究》之后写就的、列居作家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张建伟历史报告·晚清篇》之首的那个版本。同一书名下两个不同版本的写法，我不知道在中国著作史上有没有第二。
夜读新版，心惊肉跳，决不亚于史蒂芬·金的小说所制造出的恐怖。手边没有旧版，无法对证新版与旧版之间究竟有多大差别，也就是说看不出张建伟先生在多大程度上否定了他已经获得鲁迅文学奖的那个“戊戌年”，也不知道这种标识为“历史报告”的著作该不该当作正史来读，如果新版的“戊戌年”成立的话，那么不仅戊戌变法史要重写，而且中国近现代史的上的许多历史事件都要重写，许多在这个领域里耕耘了多年的历史学家都要重新修正自己的历史观念，数以亿计的青年学生要更改自己的历史知识，并会为从小就崇拜被奉为“近代史上最卓越的人物之一”的康有为和熟背谭嗣同的“狱中题壁诗”而蒙羞，进而凡是接受了现行中国近代史教育的中国人都会蒙羞，因为新版中的康有为绝不是戊戌变法的旗手和领袖，而是一个权欲熏心、卑鄙无耻的小人，他用无数谎言制造了虚假的历史，欺骗了全世界，欺骗了全中国，而且欺骗了整整一个世纪，他还要部分地承担中国自戊戌变法以来丢失许多良好发展机会的责任。
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新版《温故戊戌年》叫做“康有为别传”或者“康有为盗国记”更合适。让我们择其主要事件来看一看新版中的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后都干了些什么。
第一件：涉嫌“剽窃”张之洞门生廖平两篇文章《知圣篇》和《辟刘篇》，也就是说当年极大地震动中国朝野的《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是抄袭之作，原因是在北京碰壁的康有为急于马上在学术界奠定自己的地位；
第二件：公车未上书，只是在松筠庵门前召集了各省举人，准备上书，但终究没上，原因是康有为从一个内线太监那里得知他可能考上了进士，如果他带头上书，眼看就要到手的进士“学位”就会被取缔，他追求了多年的功名将前功尽弃；
第三件：为了取悦于光绪帝，也为了用手中仅有的权力泄私愤、报私仇，康有为制造“莫须有”的罪名，硬把许应当作反改革的典型查办，许被罢官；
第四件：假传圣意，说光绪帝允许他直接晋见，还说他上呈的折子可以不通过都察院传递，直接递给光绪帝，其实变法后他所有的折子都是通过都察院递交的；
第五件：制造“伪诏”诱劝袁世凯发兵包围颐和园。光绪帝给杨锐的诏书中只说要缓和与慈禧太后的矛盾，康有为却要“围园杀后”救皇帝，因而制造伪诏；
第六件：错信袁世凯，维新党人都说袁世凯不可轻信，但康有为固执己见，强逼毕永年充当“敢死队长”，劝诱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结果袁世凯情况判断失误，无奈中保己告密，但戊戌政变不是因为袁世凯告密发生的，荣禄是在戊戌政变后才被调进北京的；
第七件：戊戌政变的直接原因是伊藤博文的来访，此前康有为向光绪帝大力推荐伊藤博文，并倡议与日本、英国等国“合邦”，其实就是卖国，也就是说康有为为了实现自己的权欲，不惜卖国，充当汉奸。他与李提摩太交往多年，而李提摩太全是利用他，已经制订好了完备的分割中国的计划，只等他上套（此论未见早期学术书刊谈论）；
第八件：为了掩盖“围园逼后”的计谋，逃到日本后软禁王照，并指使梁启超一同篡改谭嗣同的“狱中题壁”诗。原作是这样的：“望门投趾思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康有为认为原诗暴露了他们的计谋，非改不行，由梁启超操笔，改成了后来流传开来的这四句：“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至于为什么这么改，新版中叙述未详尽。
第九件：曾写信给日本“大同学校”的康党，叫他们“不得招待孙逸仙”，因为怕孙中山革命党的“恶名”影响他成为真正的帝师，流亡到日本后孙中山曾经求见，康有为又以带血诏的钦差大臣自居，说孙中山是“著名的钦犯”，不便见面；
第十件：以假诏作虎皮在日本和加拿大骗取钱财，后辅佐张勋复辟。
与这些大事相呼应的，新版中还叙述了一些可笑的细节，也直指康有为的人格。搬弄迷信，自比孔子；为了上书清帝，用尽伎俩，向多人骗取钱财，包括自家亲人和北京望族，以给他的银子数量多寡分封“贤人”、“大贤人”等称号；在上海嫖娼多次，不付钱，被妓女追着索要；等等。
也许由于偏见，本人自从接触戊戌变法的历史以来就不喜欢康有为这个人，对政变的结果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康有为，但读罢新版，还是殊为震惊。不单单是因为新版揭示了康有为之坏，更重要的是因为这样一个人怎么能够欺骗中国长达一个世纪。戊戌变法的历史固然复杂，但它总是历史，总有史实可以考证，而中国绝不少态度严谨、不从俗流的历史学家，可是康有为还是把包括许多学龄儿童在内的中国人都欺骗了，这是为什么？我不由在想，张建伟的新版康有为是不是完全合乎史实，当今史学界能否接受他笔下的康有为？因为新版中并不是没有疑窦：康有为究竟为什么要隐瞒“围园逼后”的计谋就是其中之一。我甚至不愿意康有为这样坏，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对每一个中国人都太残酷，尤其是对中国近现代史太无情……其实说来说去，还是张建伟太无情，太勇敢，把这样一个命题重新提到中国人面前，就看我们怎样对待它了。
------乍看此诗，诸位一定觉得既陌生而又似曾相识。然也，此正是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就义前所作的那首【狱中题壁诗】的原诗。而那另一首脍炙人口的、一百多年来被中国人反复吟颂、激励了无数人为理想而献身的“狱中题壁诗”却是被篡改过的伪作。
篡改者正是谭嗣同的同志兼好友梁启超。“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四句甚至比原诗更加豪迈激扬，更加雄浑悲壮。尽管我心里很不愿意承认，但它毕竟不是真实的历史。梁任公百年来被许多中国人包括我本人一直视之为精神导师，也是我最崇敬的近代学者和思想家。而他篡改谭氏绝命诗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掩盖一个历史真相。＊注
历史就像是个随时要被打发去接客的婊子，时常被鸨母一般的史家打扮的浓妆艳抹的，一巴掌过去能扇下厚厚的一层雪花糕来。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梁师徒流亡海外，办刊、演讲、作学问，编撰了大量与那段历史有关的著作，但他们至死都不承认维新党人当年策划过“围园锢后”的密谋，声称是守旧派及袁世凯等人对维新派的诬蔑。如后来康有为在《上摄政王书》中说：“戊戌春夏之交，先帝发愤于中国之积弱，强邻之侵凌，毅然维新变法以易大下。其时慈官意旨所在，虽非外廷所能窥伺，就令两宫政见小有异同，而慈孝感召之诚，终未尝因此而稍杀。自逆臣世凯无端造出谋围颐和园一语。阴行离间，遂使两宫之间常有介介，而后此事变遂日出而不穷，先帝所以备历艰险以迄今日，实惟此之故。”这里，康有为指明是袁世凯捏造了维新人士谋围颐和园的情报，朝廷误信其言，方导致后来的种种变故。因为康、梁是那场运动的当事人，所以后世史家们有不少人以康、梁的说法为准。事实究竟是否如此，自然还当从其他当事人的撰述中寻踪觅迹。
袁世凯便是戊戌变法及那场扑朔迷离的密谋中的主角之一。传统的说法是袁世凯玩两面三刀 , 一面对维新派及光绪皇帝虚以委蛇， 在谭嗣同夜访法华寺时，假意答应谭嗣同同意举兵杀荣禄 , 围攻颐和园，囚禁慈禧太后； 另一面决定投靠守旧派，当天乘火车赶到天津 , 在荣禄面前把密谋合盘托出，一股脑将将光绪帝和维新派全卖了。紧接着是慈禧临朝训政 , 囚禁光绪帝 , 捕拿维新派 , 斩杀六君子 , 致使百日维新失败。这种说法的重要凭据之一是袁世凯自己写的《戊戌日记》，其中他对自己出卖维新派之事毫不掩饰，但对他与维新派的密切关系以及是否有参与密谋一节却是欲盖弥障，含糊不清，破绽百出，难以自圆其说。
随着许多史料及证据浮出水面，这种说法已逐渐被推翻。近来比较流行的说法是慈禧在袁世凯告密前已经决定重新出面训政，发动政变。而袁世凯先前并无告密的念头，而是在听说了政变的消息后，以为是因为密谋败露而引起的，吓的屁滚尿流，为了保住自己的小命，便跑到一度对他颇为欣赏的荣禄面前，连滚带爬地跪在地上，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忏悔，把维新派“锢后杀禄”的密谋竹筒倒豆子，合盘托出，求荣禄为他作主 。而慈禧在政变之后才听说了密谋一事，又惊又怒，后怕不已，这才开始对维新派进行大肆捕杀。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说明袁世凯告密并不是引发政变的原因，但他落井下石，却是导致六君子被杀的主因之一。
除此之外，还有两个重要的史证。一个是八十年代左右在日本发现的毕永年所写的日记《诡谋直纪》。毕是谭嗣同的好友兼同乡，这本日记中载，康有为曾召之密谋说：“汝知今日之危急乎？太后欲于九月天津大问时弑皇上，将奈之何？吾欲效唐朝张柬之废武后之举，然天子手无寸兵，殊难举事。吾已奏请皇上，召袁世凯入京，欲令其为李多祚也。”又曰；“吾欲令汝往袁幕中为参谋，以监督之何如？”毕永年认为袁世凯为人大不可靠。康有为又曰：“或以百人交汝率之，何如？至袁统兵围颐和园时，汝则率百人奉诏往执西后而废之可也。”后又有人告诉毕永年：“顷梁君谓我云，先生（指康有为）之意，其奏钢皇上时，只言废之，且俟往颐和园时，执而杀之可也。未知毕君肯任此事乎？”
另一个是康有为替光绪帝聘请的新政顾问，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李提摩太在他写的《留华四十五年记》中说：“（慈禧）下谕秋天要在天津阅兵，皇帝恐怕在检阅的藉口之下，慈禧将要夺取所有权柄，而把他放在一边、维新党催着他要先发制人，把她监禁在颐和园，这样才可以制止反对派对于维新的一切障碍。皇帝即根据此点召见荣禄部下的将领袁世凯，计划在他的支持下，带兵至京看守她住的宫殿。”还说：“维新党都同意要终止反动派的阻力，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慈禧关闭起来。
以上都是同时代的第一手资料，由不得康有为否认。康之所以在诸多铁证面前仍一口咬死不认，主要是因为这样一来将由他来承担变法失败的主要责任，并且这种犄角旮旯似的宫廷阴谋实在是有损他完美无缺的“圣人”光辉形象，这维新运动则也成了政变、革命而非改良了。而伪造历史，却一直是康有为的强项。首先，这位以“圣人”自诩的仁兄在百日维新期间所扮的角色，就并非如他自己在外边吹的那样风光。在许多有关康有为和戊戌变法的中外著述中，一般都有一个把康有为当作变法维新的中心人物的说法，认为康在百日维新期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诸如康的奏议成为变法上谕的张本，康本人更左右朝政达百日之久等等。康的门生徐勤在《戊戌奏稿》序言中甚至将康比作王安石，将光绪皇帝比于宋神宗，戊戌变法比于熙宁新政。这个流行了一百多年的说法，实则大谬，不过是在戊戌变法后由康及其门徒吹嘘出的一个神话而已。
此外还有康与中国报业先驱汪康年之争。《时务报》在1896年时于上海创刊，总编为汪康年，梁启超一度是该报的主笔。《时务报》是民间报纸，舆论独立，以宣传维新变法思想为主，对戊戌变法的推动起了很大的作用，风行全国，是当时发行量最高、影响最大的民办报纸。但是在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却通过权力手段，奏请让光绪下旨，把《时务报》收为官办，让他控制，欲把一份影响力巨大的、观点独立的民报变成官报，变成政府的喉舌。但汪康年也不是省油的灯，他耍了个花招，暗渡陈仓，又办了一份《昌言报》，把《时务报》的空壳丢给康有为。康被耍后气急败坏，居然致电两江总督刘坤一，要治汪一个“抗旨不交之罪”。光绪听说这事后，命黄遵宪顺路去调查此事，结果“毋意彼此各执意见”，闹个不了了之。此事闹的过于荒唐，以至于被时人讥笑康“挟天子以令钱塘一布衣”。
对于汪康年的不买账，康有为一直记得很牢，后来逮着机会便诬蔑汪康年主持《时务报》时有意排挤他的弟子，后期不发表他弟子的文章、有意不报道维新派消息，着实把汪的名声败坏了很久。对于康有为的这种做派，他的弟弟、六君子之一的康广仁对他的评介是：“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便是形容他眼高手低，为人处事带着太多的霸气，人缘不好。
维新派相对于后党守旧派而言，本来势力就显孱弱，内部却又一直有左、中、右三派之分。康有为这种我行我素、处处喜以自己为中心的举动，不仅在维新派内部造成了很多矛盾，使本来就势弱的维新派成了个窝里斗的乌合之众。因后来康有为及其弟子的造神运动颇为成功，蒙住了不老少的人，以至于后人评论戊戌变法时真都把康当作了这出戏的唱大梁的当红小生。
实际上百日维新时期唱主角的是主张“变法缓行”的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杨锐是维新派中的右翼，在甲午战争之前，也只是个普通的封建知识分子，入仕时得张之洞多方提拔，一度出任张之洞的幕僚。而张之洞在维新变法期间是属于后党一系的守旧派，曾作《劝学篇》，在理论上打击变法运动，对维新派人士也是多番压制。杨锐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与张之洞关系甚密，并且在维新派内部常与康派的人唱对台戏，以至于后来他在变法维新中的作用几被抹煞。
对杨锐的声名和作用打击最大的，一是范文澜，范在《中国近代史》中论述，杨锐一系的右派是投机官僚，本质仍属顽固派，只是由于维新高潮到来了，故“随声附和，不出于心”；或者是见西人之船坚炮利，不若从而效之。于是，便抱着投机钻营的动机加入到维新派的行列里来了。范还认为，在维新阵营内部，“右派势力最大，中、左两派较小。表现在光绪帝任用专办新政的军机四卿杨锐（张之洞、陈宝箴保荐）、刘光第（陈宝箴保荐）代表右派，林旭（康有为门徒）代表中派。……实际上只有谭嗣同一人尽力新政。杨锐是圆滑官僚，张之洞最亲信的门徒，代表假维新系。
另一个是章太炎，章在《革命道德说》特别就杨锐与张之洞的关系大做文章，以此来否定杨锐是维新派。其实大多都是猜测臆断，捕风作影，以风言谣传为依据，缺乏史料凭据。
究竟事实是怎么一回事呢？据《杨参政公事略》一文中的记述可见，杨锐在对待新法的态度上与康有为等人确有很大的差异，其中有这么一段记录：一日六堂革职，大臣颇自危，锐复奏情词剀切，王言李泌、韩畸不是过也……锐顿脚叹息日：“皇上始误听于志锐，继误听于李盛择，今又误听康有为，殆哉!”复奏上，即召见，于是有旨派康有为至上海，枢臣皆曰天也，以不召对锐，康不得去，祸不得息也。迨锐既下值，王彦威京卿来函云：“与此辈少年共事，有损无益，公他日进退惧难。”锐得书怠邀林旭至绳匠胡同寓斋，时已黄昏……微闻锐责林甚切。林默然无声。
由此可见杨锐在对待维新运动的态度上，与康有为、谭嗣同、林旭等左、中派的维新人士确实是有很大差异的。尤其对康、谭等人的急进十分不以为然，多次讥康“固多谬妄”，对中派的林旭的评价也是“随事都欲取巧”。
实际上杨锐对康、谭等人的评价并非信口胡诌，像谭嗣同变法主张之激进，有些地方岂是“谬妄”可评，比如谭嗣同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写道过：“今夫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无利于中国，反岁费数百万金戍守之。地接英、俄……不如及今分卖于二国……每方里得价五十两，已不下十万万。除偿赔款外，所余尚多，可供变法之用矣。”这种卖国的主张，莫说当时朝野上下接受不了，即使是换到现代人来看，也是不可容忍。这简直是要把大半个中国卖给英、俄嘛！其“谬妄”无语以形容。若维新派后来真的夺了权，看来我中国前途更为堪忧。
当然，那阵子处心积虑“卖国”的倒也非独谭公一人，像国、共两党及当今海外民运革命派的反共斗士们皆推崇倍至、奉若神明的先“国父”赤脚医生大炮孙半仙，当年为鼓动日本人出力帮助他到中国闹革命，便许诺事成之后将整个满州也就是现在的东三省送给日本做交换。此论有《孙中山集外集.与森恪的谈话》为证，1912年2月3日孙中山与日本人曰：“当此次举事之初，余等即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1915年至1918年间又曾多次找到日本陆军参谋总长等日本高级军头，商议革命与卖国的交易，《与上原勇作的谈话》中记录孙中山原话：“中国新政府可以东北三省满洲的特殊权益全部让予日本。”《与河上清的谈话》中记录，孙中山表示一旦革命成功，他掌握了权力，“将愉快地将满洲交给日本管理。”《与松永安左卫门的谈话》中曰：“日本如果援助南方派的话，可以承认日本对‘满蒙’的领有”等等。
除此之外，如张之洞、蒋介石、毛泽东这些中国近代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都有过这类卖国的主张或行径，一个卖的比一个凶。不要太严格地说，上述诸雄可一网打尽，全是汉奸卖国贼，一个也逃不掉。不过这些都是题外话了，赘叙无意。
因为杨锐是个比较清醒、比较稳重的官僚。在官场混迹多年的经验告诉他，维新派的势力相对于守旧派还十分弱小，绝不能操之过急，因而主张韬光养晦，不能急进。在实行新政期间，遇到阻碍时也比较讲就策略，有时宁可对顽固派妥协。对比较激进的新政和估计到过分侵犯到顽固派、洋务派利益时，也稍加裁抑，以维护大局。
而事实上后来变法的彻底失败，却正是毁在康、谭等激进派的手中。如果没有那场兵谏的密谋，慈禧在重新训政后，顶多也就是收回光绪的权力，革几个维新派官员的职，断不至于大开杀戒，把光绪禁于瀛台一囚十年。慈禧终究是个古稀老太，一脚迈入黄土，如果光绪与激进派的那夥人稍有耐性，至多再过十年，变法维新的前途还是一片光明。如果不是杨锐这一系的老成持重，多番周旋，任由康、谭等人胡闹，戊戌变法怕还坚持不了一百多天。
并且还有一个一直被后世之人忽视的一点，“围园锢后”的密谋并不是所有维新派的成员都有参与，至少杨锐没有，这点从光绪交给杨锐的那封密诏中可见。密诏的全文如下：近来朕仰窥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大臣罢黜，而登用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降旨整饬，而并且有随时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引者注：指罢免怀塔布、许应骙等礼部六堂官的上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渐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用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审处，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紧急翘盼之至。特谕。
光绪在密诏中只提及“尔其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康有为的名提都未提。从语气上可见光绪当时的心态只是想谋求一个既可“将旧法渐变”，“而又不致有拂圣意”的万全之策。
而康有为后来公布出的那份著名的伪诏则曰：“朕维时局艰危，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可与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十分焦灼，不胜企盼之至。特谕。”
杨锐的那份密诏是后来杨锐的儿子杨旭为了替其父昭雪沉冤而呈送都察院后才公布出来的。从这里可以看出，一心只想着稳妥行事的杨锐，完全是遭居心叵测的康有为连累，在对康、谭等人的密谋并不知情的情况下遭到逮捕的。其他几人有的是自愿送死，有的是康有为的弟弟或弟子，他们怨不怨康有为不好说，但杨锐在被莫名其妙地绑赴菜市口时心里一定把康有为等人的祖宗十八代都骂遍了。而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在被杀前昔，在狱中更是痛哭流涕，以头撞墙，其形着实可怜，可见他也不知道康有为等的密谋，在整个事件中他本是局外人，仅仅因为他是康的弟弟而枉遭连累。
闯下弥天大祸，自己逃到外国躲的远远的做海外政治运动领袖，却由别人来流血杀头，天下哪有这样的事？所以说康有为应该对杨锐等人的死负很大一部分责任，虽然说杨锐是被慈禧所杀，但起因却在康有为，真要说是被康有为害死的也不为过。另外，谭嗣同向来是个敢做敢担的热血汉子，从谭的一惯为人来看，甚至可以认为谭主动赴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欠疚，因而陪本不该死的另外几君子一起死的也不一定。
从多方史料来看，康有为除了他那未递交成功的“公车上书”让他着实风光过以外，他在百日维新中实际上多是处于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比如光绪在定国是诏颁下后的第五天，召见过康，与他聊了一阵，之后便再没再唤康入宫了。对于光绪的这种若即若离的态度。梁启超在给夏曾佑的信中写道：“新政来源真可谓令出我辈……南海不能大用……仆之久不察看……日间必出都……相见不远也……”由此可见，梁启超对康有为不受重用是很失望的，而他自己在当时也只被任命为一个还没芝麻绿豆大的翻译小官。
而这恐怕也是康有为急着捣鼓兵谏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兵谏成功，那么他便一举扭转局势，有军队做后盾，那么不日满朝将皆康党，光绪也将对他言听计从，从而成全他“圣人”、“帝师”的梦想。如果是这样，那么康有为就是为了自己的私欲和理想而将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压上了一场政治赌博。从康有为后来剽窃别人的学术著作、鼓吹独尊孔教并自诩“圣人教主”的造神运动、以及伪造光绪密诏这些欺世盗名的举动来看，康有为绝对是个名利权欲极重的人，而这种人，产生这样的想法和举措是完全有可能的。
中国许多人，对所谓“正统”的历史教材很感冒，所以也就产生了一种心理，只要见到与教材相左的论调，也不去辩别是非曲折，就鼓掌喝采。这种逆反心理被某些投机的文人所窥破，想想中国十几亿人，有几个有心思去对历史事实进行考证，所以就铤而走险，进行历史大翻案，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温故戊戌年》一书粉墨登场，该书之种种荒谬，自有历史学家指正，不待我言，这里我只是驳斥书中所言，谭嗣同《狱中诗》系梁启超伪造一说。
（一）始作俑者：台湾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
这本书，大概是出版于七十年代，这本书对《温故戊戌年》作者影极大，这里我引用一段文字：“这本不足三十万字的历史报告文学只是因为作者读了台湾戊戌变法史专家黄彰健早在一九七0年写的史学专著，才毅然改写成这个样子的。这以前，他笔下的康有为依然是圣人一般无暇，和百年来多少写戊戌年的作品没什么两样，是那本发黄的《戊戊变法史研究》改变了这一切。我们今天难以理解的是黄彰健的书出版了近三十年，为什么一直没有引起史学界的重视？”
你根本用不着学过历史学，只要你还有健全的头脑，就能辩别出是非曲直了。
黄彰健在这本书中，有一章，叫《论今传谭嗣同狱中题壁诗曾经梁启超改易》。那么黄彰健有什么证据说明谭嗣同的《狱中诗》是梁启超伪造的呢？他声称找到了证据，这个证据是来自什么历史资料吗？或者来自什么档案？时人笔记？都不是，他找到了一本小说，这本小说叫《绣像康梁演义》，听这名字，想必与公园说书的没有什么差别，这本书出版于1908年，距谭嗣同牺牲十年整。这本《演义》描写到六君子受刑时，六君子之一的林旭口吟了两首诗，第一首我就不抄了，第二首是这样的：
望门投趾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
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
黄彰健见到此诗，觉得与谭嗣同流传下来的狱中诗颇为相近，便认为这是谭嗣同的原诗，令人费解的是，作为一个搞历史的，最起码要知道史料的真伪与可靠性，这类艺人混饭吃的绣像小说，竟然也堂而皇之进入历史资料范围，不可不令人怀疑此公的水平了。既然硬要将此作为史证，那绣像小说所写的，那可是林旭的诗，而不是谭嗣同的诗，但黄彰健又要取绣像小说里的诗，又不肯承认小说中所说的是林旭写的，这其中取舍的理由是什么？我想中国绣像小说象是数量不少，一部《三国演义》怕又能作出不少历史翻案。现代还有电影了，记得《东方不败》中，主人公一时兴起，吟起“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的诗句，我看是不是也要研究一下老毛是否有抄袭东方不败君的嫌疑？
（二）铁证如山：《留庵日钞》的发现
本来对黄彰健这种志在竦人听闻的结论，也不值得一驳。但是既然有结论，总有许多人哪有空闲与兴趣地考证事情的真伪，所以寻求更有力的证据，也算是有必要。1994年发现当年，也就是戊戌年的刑部主事唐烜的日记《留庵日钞》中有记录谭嗣同的狱中诗，日记中记道：“二十五日，晴，入署。……在署闻同司朱君云：谭逆嗣同被逮后，诗云：望门投宿邻张俭，忍死须臾待树根。吾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里记录的谭嗣诗狱中诗，除了少数几个错字外，与梁启超在《谭嗣同传》中引用的诗是一致的。
那为什么黄彰健与张建伟会怀疑梁启超窜改谭嗣同的诗呢？我引用一段文字：“这首诗却泄露了戊戌的一个秘密，所以笔锋常带感情的梁启超要用他的如椽大笔，用墨水改写这首血水写成的诗篇： 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然是大手笔。这一改，我自横刀向天笑，仿佛比原诗更加豪迈，但是却违背了先烈的原意。这一小小的改动就完全遮掩了康有为所代表的维新派曾有武装夺权的谋划，没有了谭嗣同‘留将公罪后人论’的坦诚。”说白点，黄彰健以张建伟无非认定康梁是所谓的“小人”，谭嗣同的诗泄露了大秘密，所以梁启超窜改了谭诗。说句实话，对于此二公的超级想象力，我还不得不有几分佩服，我想即使是秦桧的“莫须有”罪名，也要逊色三分，为什么呢？秦桧人家还算老实，说明是“莫须有”，而此二公，却将根本不存的事，说得活灵活现的。本来历史谎言不难揭穿，只是商品社会下，有几个百姓家会为此事去考证一番？这正是他们大胆行骗的本钱。
黄彰健毕竟还是在学历史的，所以面对强有力的证据，他也不得不认败。在《留庵日钞》发现的第二年，即一九九五年，他发表了《论谭嗣同狱中诗——与孔祥吉先生商榷》一文，认错了：“由唐烜《留庵日钞》所记，可以证明‘去留肝胆两昆仑’确系谭诗原文，未经梁启超改易，可以修正拙说。”梁启超为什么能得到谭嗣同的原诗，根据《留庵日钞》可知，谭诗确实是写于狱壁之上，所以往来狱卒相互传送，一时间就该诗就不翼而传，唐烜本人的纪录也是从他人口中得知的。
（三）无知还是装傻：《温故戊戌年》
《温故戊戌年》一书，成书于一九九五年之后，也就是黄彰健对谭诗伪造案被迫认错之后，但《温故》一书，仍然沿用黄彰健在七十年代的《戊戌变法史研究》，却无视1994年唐烜的日记《留庵日钞》的发现，已经证实伪造说的不成立，其至连黄彰健本人也认错了。在这种情况下，张建伟仍然固执己见，原因何在？
我分析下来，不外两点：（1）无知：《留庵日钞》的发现，是近年来戊戌变法研究一个比较重要的成果，加上黄彰健本人最新的文章，《温故》的作者，可能没有接触到这些情况，所以他还是沿用了三十年前的非常不可靠的推测，而且把推测当作事实。（2）装傻：这种可能性，我觉得大些，因为很明显作者是黄彰健的支持者，竟然漠视他较新的文章，这点不太好理解。但是既然全文基调已定，所以势必在选材上，选择对康梁不利的文字，所以还是冒然采用旧说，以图蒙骗过关。事实上我在网上，已经看到无数的人被蒙骗了。所以我不惮烦琐，以求正视听。
注1：《温故戊戌年》一书我没有亲见，间接引自他人的评论材料，如有出入，请告知于我，我当改之。
注2：文中两段引文自“康有为的神话-----读《温故戊戊年》” (傅国涌 )
注3：为消除“伪造说”在网上的流行，欢迎转载本文。
1 谭嗣同狱中诗透露的戊戌史事 作者:汪荣祖
谭嗣同慷慨就义，从容赴死，震撼今昔，久已成为烈士的典型。他於临刑前，相传在狱中壁上题诗，曾登诸报端，日本人还将之写成乐谱，传诵海内外。梁启超後来将这首绝命诗七言绝句，录在《饮冰室诗话》中。诗曰：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仰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狱壁题诗，犹如骊姬夜泣，谁见之?又谁录之?素疑康梁作伪的黄彰健，即指为伪作。然而史料有灵，文献有鬼，清史学者孔祥吉居然在北京的近代史研究所收藏的《留庵日钞》中，发现谭诗之刑部抄本。该日钞作者正是刑部司员唐烜，於戊戌八月二十五日记下「谭逆嗣同」之诗云：
望门投宿邻张俭，忍死须臾待树根；
吾自横刀仰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唐烜虽未亲见壁上诗(谭诗也未必真的题在壁上)，然在日钞中自谓闻之「同司朱君」。唐氏《戊戌记事八十韵》有云：「役卒呈数纸，云是狱中笔」，似与日钞所言牴触。其实，歌诗据本事改造，为求艺术之美，无须尽合史事之真。与谭同系南所的杨深秀遗诗，确由狱卒在狱内抄出，而诗句之自注也说：「杨谭入狱均有诗。」唐烜显然於诗中将谭与杨的狱中诗，统而言之，未必如孔祥吉所说，混杨诗为谭诗。来历既明，又出自刑部，至少不能再说是康梁伪造。但是唐烜所录与梁启超诗话所记，个别字仍有异同。我们不能骤谓唐本是最权威的原本，因其虽最接近原产地，毕竟也是传抄本。唐既闻之朱君，乃闻後写下，仍不免会有误听或误记之个别字。梁本来源不明，然也有可能谭死前托狱卒带出，梁似无改动个别字的必要。再者，七绝一共只有二十八字，初见者很容易默记在胸，传抄本也就很可能凭记忆而来，个别字之差异就不足为奇。既不能起谭嗣同於地下而问之，只能视谭为诗人，就诗论诗，看那个版本较妥，较合谭之心意。
谭诗典故由来
做旧诗多用典，第一句典出《後汉书》。张俭被人告发，与同郡二十四人结党，而遭讨捕，然张俭得以逃脱亡命，虽困迫，但遭人善待，即所谓「望门投止，莫不重其名行」。原典如此，可知必是「投止」而非「投宿」。至於用典之意，取其形似，显以张俭暗指因党祸而得脱的变法主将康有为，而康等同志亡命海外也会被人敬重善待。若然，则必是思张俭，盖临刑犹怀念出亡之同志也。
乐少
第二句，我以为谭嗣同以杜根自况。杜根也是後汉人，少有志节，时人贵之，然永初元年( 公元一○七年)，邓太后临朝，杜根认为汉安帝年已长，应该亲政，上书直谏，太后大怒，收执杜根等人杀之，幸因?a name=0>谭ㄕ甙抵??盟煸p死而逃脱。此典显以邓太后影射慈禧太后，以汉安帝影射光绪皇帝。戊戌变法爆发，杨深秀亦曾不避艰危，诘问光绪被废之故，并请太后撤帘归政，上书直谏。古今事当然不可能完全一样，但求形似，目的要在借古讽今，谭嗣同自也不会寄望於杀而不死的幸运，然而人非木石，未尝没有想做杜根的复杂心理。孔祥吉认为「树根」未尝不通，因他在刑场照片中，见到刽子手砍头时，以大树根之剖面为刀俎，虽有见地，但其意境只是等死，殊不可取，更何况树根太俗，而杜根与张俭对应，恰到好处。论诗似应於佳处著想。
第三句仅一字之差，而意思全同，若从平仄声考量，「我」胜於「吾」，有的版本作「向天笑」，显然没有「仰天笑」有气概，但是从声调言，「天」字平声，而此第六字必须用仄声字，盖一、三、五可以不论，二、四、六该仄不能用平也。若作「仰首笑」，则谐矣。「我自横刀仰首笑」固然很好，还是不如仰天笑有气概，然而能诗的谭嗣同，早有《莽苍苍斋》诗集，可称风雅，难道连写一首绝句，都会出格吗?实在令人怀疑。
最後一句最关键，虽字句在各种版本都相同，但解读有异，尤其「两昆仑」到底指谁，众说纷纭。梁启超认为是指康有为与大刀王五(姓王名正谊)，谭训聪指胡理臣与罗升，陶菊隐指大刀王五与通臂猿胡七，罗龙治指唐代的摩勒与谭嗣同自己，孔祥吉则据唐烜的提示，解昆仑为昆仑奴，因而谭之奴仆非王五与另一更亲密的仆从师中吉莫属。大刀王五乃江湖侠客，富传奇色彩，盼他救主，故被指认最多。然而谭嗣同临死慷慨言志，必有深远的期盼，他难道会寄望於江湖侠客来保皇，来完成变法维新的大业吗?会寄望於奴仆来振兴中华吗?事後也可证明，无论王五还是师中吉，皆不能起什麼作用。再说，把巍巍昆仑比作昆仑奴，岂是诗人谭嗣同的胸襟?
我们猜测两昆仑何指时，须同时想想「去留肝胆」的意思。去留两字应令我们想到谭嗣同说过的一段豪语：「不有行者，谁图将来?不有死者，谁鼓士气?」去者当然就是行者，行者有康梁，仍以康有为居首，代表去者，领导保皇以及维新运动，而他自己代表留者，留者必死。愿意留下来就死，以鼓舞士气的谭嗣同之肝胆，当然要与出亡海外继续领导，以图将来的康有为之肝胆相照，如此生死肝胆相照，才突显其绝命诗之自负、激昂、期盼，以及可歌可泣!然则，两昆仑者，乃去者康有为，留者谭嗣同，正好是梁启超与罗龙治说法的去芜存菁。梁启超在谭嗣同传里说，此诗「念南海也」，是有道理的;不过，我觉得他不仅仅怀念康有为一人，而是以康为首的一批同志。这样解释才更符合谭嗣同的人格与思想。
我对谭诗的解读，虽与孔祥吉有异，但我们都应感谢孔祥吉，重新发现唐烜日钞，充分证实了狱中诗的真实性，确定了伪造说之无稽与异想天开。不仅此也，因唐烜日钞的发现，使我们对临刑时的实况，知道的更多。许多实况，稍纵即逝，幸赖目击者捕捉，残留一二，犹如雪泥鸿爪，特别珍贵。唐烜原有记事诗，然诗意含蓄，日钞记事正如诗之注释，大有秉烛照幽之效。
慷慨就义之戊戌六君子
戊戌政变，六君子未经审讯就处斩，即在专制时代，也极为罕见。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久在刑部任职，熟悉?B style='color:black;background-color:#ffff66'>谭ǎ?蕦Α肝从嵍?D」，大感诧异。唐烜与刘光第曾在刑部同事，於戊戌八月十三日(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九日)斩六君子之突然和仓促，有生动的描述，并於诗句中提到刘光第之抗辩：「刘子木讷人，忽发大声诘，何时定爰书?何人为告密?朝无来俊臣，安得反是实?」但是「抗辩语未终，君棣竟牵捶」，仍被带往法场处决。
行刑那日，天气晴朗，唐烜进入办公室後，有人报告，军机处派员来亲送文件，不知为了何事。当他上堂批公文时，见到刑部左侍郎赵舒翘很惊讶的样子，向同僚探听消息。忽然之间，秋审幍臐M汉提调上堂，要求其他各司人员出去。唐烜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没多久，就听到大门外的大声开道声，报称军机大臣刚毅驾到!以为是要会讯要犯，然而门外人声喧吵，令人感到疑惑和惊讶。正在此时，才知皇帝的谕旨已到，除了张荫桓与徐致靖二人另候谕旨外，其他六人，即刘光第、杨锐、谭嗣同、林旭四个军机处章京，加上杨深秀与康广仁，立即处斩。至此，唐烜才知道，军机处派员亲送的文件就是杀此六人的谕旨，军机大臣刚毅就是监斩大臣。
将六君子绑赴刑场前，如临大敌。京师步军统领崇礼，已调集各营健卒，在刑部外面巡逻，从前门到顺治门一带，也派兵守护，以防不测。同时刑部传令，准备囚车与刽子手。於是满汉提调分别行动，到南所提出谭嗣同与二杨，到北所提出刘光第与林、康。北所三犯先绑出，等南所三犯到齐，一起带至提牢厅，跪听宣读上谕，完毕之後，即被送去法场斩首。六君子之中并无「命跪听旨，不可，遂就义」的情事;否则，唐烜必会记此异常之事。事实上，六君子，尤其是四章京，根本为光绪皇帝而死。现有史料可证实，他们推行新政不遗馀力，甚至参与康梁密谋，以铲除保守势力;及密谋败露，为保护皇帝，也不遗馀力。他们显然因属「帝党」而入狱。最後不经审判而处斩，看来也是为了皇帝，因为如果审判，必定会牵涉到皇帝，绝非慈禧太后所愿见，故不惜漠视制度，不审而斩。
唐烜并不赞同变法，与谭嗣同、林旭、康广仁，原不相识，与杨锐、杨深秀、刘光第也只是同年或同事的关系，但对六人之死难，极表同情，看到他们「相将赴西市，生死何决绝；扬扬如平常」，不禁「目送肠内热」。六个人「携手入黄泉，夕阳照碧血」，可知行刑正是黄昏时分。横屍法场之後，「幸赖乔公贤，为收无家骨」，可知大刀王五收屍云云，乃小说家言。乔公者，孔祥吉已断定为乔树柟，与杨锐、刘光第皆四川老乡，谊属至交，关系密切。唐烜目睹六人之死，心情甚是黯淡，「仰见天上月，照人倍萧索;徒步归寓庐，入门忘饥渴」。他夜半梦中惊醒，仍不禁感叹!觉得人才难得，他们也许求治太急，论事过烈，然而从来未闻，皇帝的近臣会遭遇到这样的下场。他是刑部官员，最耿耿於怀的还是未经审判就行刑，以至於罪状不明，仅凭谗嫉，就取人性命。
唐烜对六人临死前的表情，也有所捕捉，殊为珍贵，否则如湖上之风，寒潭雁影，不复得见。平昔不爱讲话的刘光第，忽发抗议；杨锐与杨深秀默然无言，紧蹙额头;康广仁受乃兄牵连，「木立若松质」；二十四岁的林旭，含笑喃喃自语;唯有谭嗣同气势不降，「馀怒冲冠发」，最为激越，表现出巍巍昆仑的气慨。谭於六君子之中无疑最具烈士性格；不过，现代人把他视为革命家，未免解释过度。他只是要冲决保守的罗网，协助光绪皇帝推行新政，达到富国强兵之目的，结果维新失败，他为变法而流血。如是我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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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3-18 2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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