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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网站发布消息,南方科技大学已正式获准建立,全日制在校生规模暂定为8000人。这所从开始筹备就备受关注的大学,再一次吸引了国人的目光。在教育部向广东省政府发出的通知里,要求南科大遵守基本教育制度,学校由广东省领导和管理,经费由广东统筹安排解决。
随即,南方科技大学对这一结果做出回应,表示,未来将以国际一流大学为标杆,探索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挥先导和示范作用,用实践回答“钱学森之问”,努力建成国际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努力建成我国重大科学技术研究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基地。
历经三年,南方科技大学终于“修成正果”,似乎是件值得高兴的事。不过,这貌似和谐的一来一往之间,却又存不和谐之处,昭示着南科大不可预计的未来。
大学教育应独立
众所周知,中国的现代大学制度,是在北大启程的。1917年1月4日,蔡元培以质朴的姿态走进北京大学,向排列在校门口迎接他的校工们脱帽致礼。也是从那一天起,他给中国大学定了一个恒久的调子:“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这个资深的革命dang要员深深懂得教育独立的重要:“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给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
不过,蔡元培先生只是为现代大学制度定下了基调,这一制度的确立,却是在清华大学完成的。北大脱胎于大清旧体制,尽管是变法的产物,但是脱胎之时,母体文化便如影随形。北大之成功,一部分是因为其“老大帝国学校”的尊贵身份,一部分是因为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的个人气象。其制度建设在早期远远没有建立起来。尽管如此,还是可以说,经过蔡先生之手完成了北京大学的现代性改造,并对大学的功能、性质、使命、制度组织等等做出了新的认知,为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奠定了比较成熟的基础。
更为幸运的是,蔡元培之后的教育家们都懂得蔡先生,同时也知道蔡先生的理念可以追随,但蔡先生的气象,是无法学来的。所以他们才着意开始在大学制度的确立上花费心思。尤其是清华永远的校长梅贻琦,被写入南科大总则中的“教授治学,学术自治”,并非创新,不过是新时代下“教授治校、学术自由”婉转的说法,而这一现代大学制度核心的集大成者,正是梅贻琦先生。
回过头来再看南科大与教育部之间的一唱一和,尤其是批准南科大建立的教育部,一个“通知”、一个“要求”,便把权力的优越感展示得一览无余,而“遵守基本教育制度”和“学校由广东省领导和管理”,则无异于套在南科大头上的“紧箍咒”。且不说现行教育制度的弊端,原本已经暴露无遗,与教育的本质越来越远,但就目前中国大学的数目之多,若要遵守现行的制度,何必还要费尽周折创建一个新的南科大?更何况,在南科大筹建之初朱清时的表述中,南科大试图冲破的,恰恰是现行教育制度的陋习和弊端。
2010年1月,**总理在谈到大学教育时曾说:“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之后又有《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SEX}。但从当下的情形来看,大学要有自己独特的灵魂,难以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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