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启示录：义和拳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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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山东巡抚毓贤建议端王爷不妨适度松开对民间秘密结社的管控，希望用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去消解各国公使的冷漠。这个建议从现在的眼光看当然很有问题，是对民粹主义的操弄，但从当时情形说，确是毓贤的经验之谈，他在山东巡抚任内就是这样做的，也确实比较有效。

　　义和拳源流

　　马关议和结束后，中国坦然接受甲午战败的后果，一切归零，重新开始，步入“维新时代”，坦然接受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考验，大幅度对外国资本开放市场，各国资本潮水般涌进中国，中国进入新一轮大开发大发展，先前对民间社会的高度管控与压制也开始松动了，新的社会组织如春笋般地一夜之间成长起来了。这一切都是甲午战后的新气象，是中国进步最具体的象征。
　　正如人类所有的进步都必须付出相当的道德代价、生命代价一样，中国在甲午战后的进步也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大开发带来了“大开挖”，整个中国仿佛成了一个大工地，失去土地的民众虽然获得了多少不等的补偿，但他们必须离乡背井到处流浪。无数民众由此陷入极度苦闷，他们在丢弃了传统行当之后，几乎什么也不会做，什么也做不来，只能四处流浪，到处觅食。
　　福不双至，祸不单行。不知什么原因，大约从1895年开始，天灾频仍，华北大旱，黄河连年决口，黄河中下游地区连年歉收。如果在正常年景，那些失业失地的流浪者或许能够遇到好心人家要到一口稀饭，在这种大饥荒岁月，人们自顾不暇，谁也无法无力帮助那么多的流浪者，黄河中下游尤其是山东境内饥民遍野，流民遍地，人们流离失所，社会动荡不安，流民别无他法，只好抱团取暖，相互慰藉。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民间秘密结社呈现其本色，担当起救助灾民心灵的使命，用天国、用命运、用劫难，用一切能够慰藉心灵的手段和言辞，劝说大家接受命运，接受现实，坚定地活下去。
　　根据吴桥县令劳乃宣所著的《义和拳教门源流考》，当时在华北在山东活跃的秘密结社就是白莲教。从劳乃宣征引的清代皇帝上谕等大量文献看，白莲教在清两百多年从来没有终止政治活动，此伏彼起，从事着艰难的反清抗争，坚守汉人“华夷不两立”的精神，顽强不屈，持续抗争，屡禁不绝。
　　白莲教“反清复明”的政治立场赢得了汉人士大夫阶层的欢欣与欣慰。在满洲人长时期种族压迫下，懦弱的士大夫阶层自己无法起而抗争反清复明，他们也期待有骨气的汉人能登高一呼，给满洲人一点颜色。所以，对白莲教在民间社会不绝如缕的传承繁衍，汉人士大夫抱持一种乐观其成的态度。
　　回望甲午战前两百年，白莲教在民间社会的活跃有迹可循，大致反映了满洲人政治统治强弱或盛衰的轨迹。一般说来，在政治统治比较强盛的时期，白莲教为主体的政治抗争就少些，大致处于潜伏状态。反过来，当政治统治趋于衰微，或中外之间有矛盾有冲突，有可利用机会时，白莲教为主体的反清力量就比较容易重新集结，比较活跃。　　
　　综合各种文献，自1895~1899年在华北地区至少存在着武圣教（金丹道支派）、如意教（儒门教）、大刀会等各种教门、教派。就其本质，这些教门、教派大约都与先前的白莲教有着某种程度的血缘关系，是白莲教的分化与衍生。

　　拳民诉求

　　这些教门、教派等民间结社的成员，主要是游离在传统农业社会经济结构之外的社会成分，诸如和尚、道士、拳师、术士、游勇、流民等。他们浪迹天涯，行踪诡秘，身无所有，勇于反抗。故而在社会动荡期，他们往往充当反抗一切强权活动的急先锋或组织者。
　　据研究，这些民间结社原本只是民间的自发活动，是弱势群体面对社会动荡而生发的本能自救，是抱团取暖，但是有时似乎又不是纯粹的自发与民间，在有的地方也多少带有官办色彩的性质。地方官员有时为了一方治安与稳定，很自然地利用这些乡亲乡邻保卫家园，担负某种程度的地方自卫功能，防范着乡村社会可能遇到的外部攻击。这大约也是后来一些拳会逐渐成为官方工具的一个重要原因。
　　拳会、大刀会等民间结社在活动形态上，比较趋向于武术表演，热衷于练习刀枪不入的硬功和降神附体的软功。这一点，正像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主要反映了华北农村地区民间生活传统和娱乐方式，具有一些简单的“准宗教”或“类宗教”仪式。这些仪式表达了某种具有神秘意思的东西，其功能也就是为了让人们更容易相信，更容易接受。游走江湖的艺人，从其本质上说不过是为了糊口装神弄鬼，娱乐大众，获取收益，无恶意，也无助益。这就是中国的乡村社会，是一种多元。
　　然而到了特殊年份，这些游走江湖的艺人与具有秘密结社性质的人结合起来，重构或者虚拟出一些神拳组织，诸如金钟罩、大刀会、义和拳、梅花拳、红拳等。这些“准组织”后来被渐渐统称为“拳会”，被渐渐描绘为白莲教传人。这里面的真实性究竟有多大，其实还可以仔细考究，并不必根据一些传言就信以为真。拉大旗做虎皮是传统中国江湖艺人比较习惯的手段，也是增加信任感的一个最常用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