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扩散着怀旧的未来

娱乐更精彩

第三遍去看《蓝色骨头》，现代舞那段，让我泪流满面。和第一次、第二次看时流泪的“地方”都不一样。三次看都哭，并不因故事、情节有什么“泪点”，而是心情到那儿了，泪水自然而下。

　　如同当年根本不知崔健乃何许人？就是去朋友家，他录音机键子“砰”一砸：《一无所有》从里面奔涌而出，我神儿还没缓过来，人已哭得唏里哗啦。

　　自然流泪得是作品“沁人肺腑”，而不是被“妈妈您再爱我一次”所催泪。

　　《骨头》拍了文革高干、红旗轿车、还有文工团。因此到处评说：就去跟这电影怀旧吧。

　　其实这电影完全不属于我这一代，而属于电影里那个“钟华”，或更属于比钟华还钟华的更年轻后代。

    因此非要说《骨头》怀旧——那也是：“怀旧在未来”。

    恰恰因为，在《骨头》里有这位年轻摇滚钟华，电影才真正找准了它的“视点”——就象巴黎市中心那耸天的大家伙——艾弗尔铁塔。假如你去过巴黎或以后你将去巴黎，告诉你我的一个奇妙发现：无论你走到那城市任何角落，只要你能看见铁塔，它一定就是你视觉的中心。《骨头》里的钟华，就代表如此穿越全片的“视力中心”。他作为第一主角时时激烈参与着所有故事；同时他又经常跳到局外，冷冷观察自己及身边的所有人。他的眼神一时观察“外边的世界真精彩”，一时又洞察“自己内心的很无奈”。即使世界名片，能做到如此“内外兼修”的也少而又少。这让我不得不钦佩崔健电影天赋中的“马王爷三只眼”。

    有评论说：“脱离音乐谈这电影是不现实的。”我反而认为：完全陷在音乐里说这电影也未免狭隘。因为《骨头》虽然全片充满音乐——但它更处处发散着象征色彩。你听那歌这样唱：“我刚刚见到，你是春天的花朵，长在秋天里”、“我刚刚见到你，你是冬天里的花朵，长在我的心里”。两个都是现实里的不可能——又绝对代表你内心的真实——这就是象征。

    人为啥要坐在黑洞洞里傻呼呼地盯住银幕？人为何要闭上眼睛听好的音乐？就因为心里渴望将种种现实里的不可能变成幻想中的可能。就象导演彭小莲那漂亮的书名——《电影：另一种生活的可能》。而《骨头》就完全刺激了我内心：“可能的生活”。

    崔健曾有很多歌曲冲撞过现实政治与社会问题。并且时至今日，仍然还有很多导演迷恋着以电影去影射、纠缠现实政治和社会问题。但诸如此类的电影毕竟属于小气之作，比如当年那《苦恋》多么轰动一时，可一旦社会问题解决了、政治稍微进步，那些仅仅为“解决问题”的电影就什么也不是，就会立刻被人们彻底遗忘。再想想文革刚结束后那些因会写“问题小说”而红极一时的作家们，今天谁还能想起他们的作品和名字？

    真正的巨片与杰作，从来远远离开这样的小局小限，而直指人心、人类的终极困惑——这就象《骨头》里的间谍父亲、文工团母亲、摇滚的儿子，尽管他们生活的时代已完全不同，可内心纠结的根本困境仍然那样一致：该怎么活？该如何去爱？“豆瓣”上有一句短评，更超过那些拿红包的“行活”滥调：“这片最棒的一点是，讲述了每个独立个体的生命体验，而没有用关系去定义人生。”斯如其言，被关系定义的影视剧，再怎么热闹喧哗，仍然还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婆婆妈妈的美好人生。”

    因此《骨头》看第一遍就让我顿悟：并没有所谓特别好或特别坏的年代，任何时代都到处充满困惑、困境，谁都无从归昝责任于上一代、下一代，谁都逃不出你自己就是“人的囚徒”——关键只看你的内心，是根本什么都没想问？还是你永远都在“问个不休”？到底你是想“总笑个没够”？还是你眼睛盯着“大海的方向”？

　　采访崔健时我告诉他，我喜欢这样的歌唱：“脚下的地在走，身边的水在流”；他毫不在意笑一笑：那就是一段副歌，当时觉得纸上空着，就填上去了；对他是如此，但对我完全不是这样。社会问题随时出现然后再解决再消除。人一拨拨生出来又一拨拨死去。可“脚下的地在走，身边的水在流”却经过一代代作为过客的“人”而永恒不会改变。

    之前我很喜欢听摇滚，但却从没有人真正给我讲明白到底“什么是摇滚”？是《骨头》一下就让我感受到了：“摇滚”[不是那些抽烟、喝酒、吸毒、泡妞的摇滚]；原来“摇滚”完全可以让人模糊现代、历史、政治，冲破现实的时间和秩序，所以《骨头》拍出了某种“空间蒙太奇”。

　　你和我都有过太多这样的看电影经验：三、五个镜头过去，你并不知道接着的故事会如何怎样，可你又完全心清肚明后边的情节发展路数：警车呼啸而至，飞起来再砸到地上；那女的那男的开始热乎得要死要活，然后他们将“生离死别”。电影最后果然不出你之所料，它们全都是根据好莱坞固一模式或就那几副药方“下崽”而成的。结果花销近百元的观影完毕，你心里意意思思地赶回家去睡觉。于是第二天你才会对周围的询问似是而非地回答：“这电影还行”、“还可以吧”；但电影到底“行不是行”？你说不出也道不出。这才是美国大片“好看”背后的真正可怕后遗：如果某一电影不遵照它的电影模式，那么从观众到评论都会自我质疑：这还算电影嘛？就象某些孩子一样：既然不是“麦当劳”和“肯德基”，那它还能算快餐嘛？美国电影和平演变的厉害恰恰就在这里：你如果不是“我”——那你就什么都不是。

    曾听很多导演跟我说：要拍一个开放性结尾；但他们随后电影被搬到银幕上，结果还是单线左右扯来扯去。崔健事先就明说：我不喜欢简约的电影叙事方式。再看《骨头》根本就不是什么“开放性结尾”——而是开放着整个电影。它就象一条疯狂的章鱼，同时展开无数爪子朝我扑来，它甚至同时铺开五个开头，然后再处处悬疑给我一百种“不确定”和“可能性”。《骨头》越往后看我就越混淆越兴奋，在激情迸发中感觉图像与音乐完全血肉模糊、人物与故事难以剥离。我从没见过这么拍的电影，因此从试映、点映到公映连看3遍，我仍然意犹未尽。请记住：再粗糙的未知，也比更精美的陈词更让人感觉陌生和好奇。

    崔健当初以《一无所有》成名天下，后边也不知有多少钱就象狼那样追着他，只希望他不断复制“二无所有”“三无所有”。但他宁肯在音乐实验中被人奚落被歌迷甩了，也不肯回头再炒过去的冷饭。对电影他更是如此，既不抄复制别人更不抄袭自己。

　　有捷克作家曾这样概括过一般性创作者的心理历程：“一个作家从20岁到30岁，他会以最初的热情、专注，完成当时对世界的表达，并且可能迅速获得一个英雄般的乐观10年。”但好景不长的是：“然而很快，作家就发现自己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他已耗尽当初对世界最初的经验和表达方式，他必须决定如何再一步继续下去。当然他完全可以不断复制自己，想方设法以保住自己占有一席之地。”

　　不提任何名字，但作为观众大家心知肚明：我们随时都能见到那些在媒体上夸夸其谈，可一部跟一部不停“重复”自己就为保住占有一席之地的导演们。

　　可世界上终归还会有这样的导演：“他可以放弃已经取得的一切，从公众期待以及已经建立的地位中解放出来，简而言之：他可以再找到自己的‘第二口气’。如果选择这条道路，日子将不会轻松。因为他已不是一张白纸，还要努力告别某些东西。事实上他必须重新开始，这次是在更为艰难的条件下。”

　　崔健通过《骨头》就在“告别自己”并“重新开始”，如此过程不但“更为艰难”并险阻丛生，因此一把《骨头》从2002就在他心里开始受孕，到最近和观众见面，居然整整12年过去。

　　有记者看了新片之后，当面夸崔健“接地气了”并从态度上开始向大众妥协，崔健面带微笑却“口蜜腹剑”：“我没接地气，我是掘地三尺。”

    崔健说，电影为他打开了全新的视野，重新发现了另一个自己。

    姜文短片VCR开他玩笑说：旗是红的、蛋是白的、长征是摇滚的；

    但《骨头》更让我明白崔健还有另一些可能：不但红旗可以下蛋；蓝旗、黄旗、绿旗都可能再从他怀里下蛋。就象电影里那爸爸——蛋癌已完全扩散，却活得越来越好。

柔情试水

不容易，给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