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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的一项重要功能便在于引导人们宣泄情绪。只不过,艺术/实验电影宣泄的是作者个人的创作冲动而类型化的商业电影则给观众制造了种种在现实中遥不可及的“梦”,让观众在梦中忘却现实带给他们的挫折与郁闷。在诸多进行情绪宣泄的途径中,制造恐惧一直是个不错的选择。恐惧,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害怕,指“个体对特殊情境之过度非理性的害怕”①。这种“过度非理性之害怕”在使人产生剧烈的情绪反应之余也有一定的反面效应,即给人以悸后的快感,因为“强烈的享受只能在对比中获得,而无法在事物的状态中获得”②。于是,在表现恐惧的需求下,电影的类型之中便有“恐怖片”以及它之下的惊悚片、灾难片、杀戮片和僵尸片等诸多亚类型。对恐惧的表现已成为电影的一个永恒主题。



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一书中把人类社会划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化社会三个类别,并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中论述了这三个社会类别各自不同的中心任务及意图。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恐惧”这一普通心理学概念,随着社会形态的变更,其内涵也有一个不断扩充的过程。前工业社会或曰农业社会,“其主要内容是对付自然”③它的意图是“同自然界的斗争”④。对身处自然世界的人们来说,由于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受到自然力量的制约,他们的宇宙观的发展逻辑是“从命定到机遇”,⑤于是,对不可征服和难以预料的自然力的恐惧,成了前工业社会中人们恐惧的主要表现形式。工业社会,它的主要任务是“对付制作的世界”⑥。这个世界变得技术化、理性化了,机器主宰着一切,生活的节奏由机器来调节,它是一个以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为中心的技术世界。在这一世界中,人们的恐惧对象主要是人造物——机器或变异了的生物,它们的破坏力对人类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后工业化社会的意图则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⑦。在那种社会里,由于获得了显著的工作经验,自然与机器都已隐入人类生存的大背景,社会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人与人、人与自我的问题。用贝尔的话来讲,“它的首要目标是处理人际关系”⑧,在这一通过人们的相互意识而形成的“社会的世界”里,人们面临的恐惧是人对人的折磨与摧残。
贝尔所说的“恐惧和战栗”的社会世界反映到银幕上就是后工业化时代的电影恐惧:人对人的摧残与折磨。要对此有一个形象的了解,我们不妨翻开二十世纪最后30年的西方电影史,可以发现一些在世界电影史上“前无古人,难有来者”的极端“恐怖—暴力”之作几乎都集中在这段时间内,如《索多玛的120天》(Salò,1975,意大利)、《豚鼠》系列(Guinea Pig,1985——1990,日本)、《困惑的浪漫》系列(Nekromantik,1987、1991,西德/德国)这些电影除了《索多玛的120天》在一些国家经删节后得以公映之外,另外两个系列的电影几乎在全球都被禁映,这些“另类”得有些出奇的极端“暴力—恐怖”电影都有一个共同点:以纪实性的极端血腥残忍的镜头强烈冲击观众心理承受的极限,把“人对人的折磨与摧残”发挥到极致。由于这些影片所具有的当下意义:对后工业化社会中人际关系的残酷揭露,本文将着重探讨这类表现后工业化社会中人类恐惧的影片,而切入点就是其中最骇人听闻的日本地下电影《豚鼠》系列。
一.共性:物化的人
《豚鼠》系列地下电影⑨是日本的两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制作人Satoru Ogura和Hideshi Hino摄于1985—1990年间的系列短片集。这一系列共有六部电影,分别是《恶魔试验》(Devil’s Experiment,1985)、《血肉之花》(Flower Of Flesh And Blood, 1985)、《不死人》(He Never Dies,1986)、《地窖人鱼》(Mermaid In A Manhole)、《圣母机器人》(Androids Of The Notre Dame,1988)、《恶魔女医》(Devil Women Doctor,1990),影片长度自43分钟至65分钟不等。这一系列影片自发行以来,就在日本国内和欧美市场上引起轩然大波,以至在所有国家都被禁止公映,只能以Home Video或DVD的形式在音像市场上销售所以落了个“地下电影”的名声。其实它与一般意义上独立制片、带有一定实验性且利润不高的地下电影有着天壤之别,因为自这一系列影片投放市场之后,它的销售量在日本国内甚至超过了同期引进的好莱坞大片。如《血肉之花》和《地窖人鱼》在日本发行的两个月内便成为音像连锁店销售量TOP TEN中的一员,《血肉之花》创下的业绩甚至超过了同期引进的斯皮尔伯格的科幻浪漫主义巨作《E.T.》。同时在西欧北美市场上,该系列自90年代初被引进之后,在音像市场上也是叱咤风云,并因其高度的写实性把美国的FBI牵涉进来,当然调查的结果还是“fake”。尽管不同肤色的大多数消费者对这种登峰造极的“Snuff Pic.”或“Gore—hound Films”极其厌恶与憎恨,但奇怪的是,他们恨的狂也买得狂,能够在影迷中制造如此大规模反常的消费心理,《豚鼠》系列地下电影可以说是创造了一个神话。对于该系列影片的探讨,我们先从“豚鼠”这个看似与影片内容大相径庭的片名开始。
《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对豚鼠(Guinea Pig)的解释是:“一种驯养的啮齿目豚鼠科动物,原产南美洲。在印加时代以前即已驯化,美洲发现后不久便引进欧洲,并迅即成为受人喜爱的观赏动物和有价值的实验动物”。⑩可见,豚鼠只是一种供人们玩赏和进行实验的驯化动物,可奇怪的是《豚鼠》系列影片虽以“实验”为母题,但片中却不见一只真正意义上的豚鼠,我们看到的“豚鼠”是活生生、血淋淋的人体。该系列的第一集《恶魔试验》讲述的是三个蒙面男青年为了考察“人的精神与肉体所能承受的痛苦极限”而对一名女子实施各种暴行,包括拳打、脚踢、针刺、噪音干扰、脏物攻击以及最残忍的挖眼。尔后,受尽折磨惨死的女子被他们抛尸荒野。第二集《血肉之花》也是一个关于绑架女子并进行残酷折磨的故事。一个穿着日本古代武士服、涂脂抹粉的变态男子像制造一件艺术品一样把一女子麻醉后进行肢解,完事之后,余兴未了的他居然向摄影镜头公开了它收藏的全部“艺术品”:一大批早已腐烂,且长满植物和寄生虫的死人头颅及肢体。第三集虽然换了“汤”,不在绑架和折磨他人上做文章,但仍然不换“药”,表现的是同样血腥的“自残”。一个在事业上颇不得志的普通小职员,在无聊烦闷之极竟然用各种器具进行自残以寻找刺激,结果在发现自己居然是“不死人”之后,欣喜若狂,立即打电话邀来同事,并当着同事的面作恶心之极的剖腹表演。尽管影片以一个玩笑式的场景收场,但仍无法冲淡其强烈的血腥气。《豚鼠》系列的第四、第五部《地窖人鱼》和《圣母机器人》算得上是该系列中较有思想性的两部作品了,可依然是血气冲天。前者《地窖人鱼》的创作灵感似乎来源于安徒生童话中的“海的女儿”,不过日本人却把这个美丽的童话“异化”得惨不忍睹。片中精神自闭且中年丧妻的画家为了寻找某种创作灵感跑到他心中的圣地——污秽的下水道中一游,结果却意外地发现了幼时幻想中的“美人鱼”,只是此人鱼因搁浅而长期浸泡在工业废水当中,身体已开始腐烂。画家出于怜悯,将人鱼移至家里的大浴缸中并悉心照料,但人鱼已病入膏肓,身体一天比一天烂得厉害,失望的画家无奈之下只得依人鱼之意用画记录下她腐烂死亡的全过程。最终人鱼在极度腐烂中死去,画家亦随之精神崩溃,亲手肢解了人鱼,事后他被不肯相信这个“成人童话”的警察以谋杀妻子的罪名逮捕。影片之所以具有一定思想性,就在于导演刻意将画家幼时的一幅充满童话般意境的关于“美人鱼”的彩笔画与记录人鱼腐烂的油画反复进行对比切换,以强调工业文明对生态环境以及人们纯洁心灵的异化和腐蚀,人鱼悲惨的死象征着人类的纯洁之美在工业社会中的死亡。后者《圣母机器人》通过讲述一个侏儒科学家用活人实验得到的器官来挽救身患绝症的姐姐,却被他的姐姐回绝的故事,对科学与人性的矛盾做了番“残忍”的探讨。由于《豚鼠》系列电影在畅销后对日本社会造成的恶劣影响,尤其是对青少年人群的诱导作用,公众开始指责它对残忍的“过度表现力”,迫于这种压力,该系列的最后一部电影《恶魔女医》不得不改走“温和路线”,把一系列血腥却不失幽默的猎奇性小故事组合成章,完成了《豚鼠》系列的封山之作。
为什么在《豚鼠》系列影片中活生生的人被置换成“豚鼠”的角色呢?这就涉及到丹尼尔·贝尔所说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角色与人的断裂。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贝尔将资本主义社会分成三大互相对立的领域:经济技术领域、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他指出在经济技术领域,所有的工业化社会受经济冲动力驱使,将个人放置在一个官僚合作体系当中,在这一体系下,人的行为受到角色的调节,由此,个人被当作“物”而不是人来对待,成为企业或机构最大限度谋求利润的工具。“一句话,个人已消失在他的功能之中”。与此截然相反的是,文化领域的特征是自我表现与自我满足。“它是反体制的,独立无羁的,以个人兴趣为衡量尺度。”在这种情形下,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之一就是“文化的民主化倾向会促使每个人去实现自己的‘潜力’,因此也会造成‘自我’同技术—经济秩序所需的‘角色要求’不断发生冲撞”。明于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会把人“物化”为“豚鼠”的怪现象了。后工业化社会对人的“角色要求”,把人变成了无思想的“物件”或玩物,这种基于本能压抑之外的额外压抑就同资本主义现代文化所标榜的极端自由的自我表现之间产生了深刻的矛盾。于是,两个领域之间的断裂便为一群走极端的“艺术家”提供了一个既可以自我表现又必然携带资本主义“物化”病毒的创作理念,如此一来,将人“物化”为无思想的人类玩物——豚鼠,便合情合理了。
[ Last edited by Awaver on 2005-2-2 at 20:1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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