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坐说《论语》[转自天涯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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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8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父母是我们心灵的家园，是我们此生此世的根，所以在儒家那里，“为什么孝”不是一个问题，“孝”的存在是自明的，需要解决的只是“如何去孝”的问题。
　　
　　一个两难处境是，我们未成年时，自然应听从父母；成年之后，见识与父母相若，或有胜之，在社会上已有独立地位，是否还要事事听从父母呢？夫子并没有告诉我们要无条件地听从父母，夫子的意思大概是，当然我们会与父母有不同意见，我们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意见去行事，但便在此时也要对父母保持“礼”与“敬”，如此便是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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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
　　
　　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大仁之人往往讷于口。精明机巧，有害于仁。菜根谭有云：涉世浅，点染亦浅；涉世深，机心亦深。故君子与其练达，不若朴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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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学而第一第十六章讲“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此章便讲如何知人。观察他的作为，他的历史，他的心灵寄托，一个人的品质便表露无疑了。
　　
　　上面说过“知人方可亲人，亲人方可爱人”，事实上我们还应该说，知人方可修己，因为修己与爱人本是一体。如孝悌，如亲仁，如“就有道而正焉”，都是建立在知人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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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孔子所说的“故”是指人类的一切既有知识、经验、价值和伦理。由故而知新，不是革故而立新，因此可以说夫子是经验主义者而非理想主义者。
　　
　　我愿意跟从夫子，做个坚定的经验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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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子曰：“君子不器。”
　　
　　君子追求自身的完备自足和天下百姓的福祉，并非仅仅为某一行某一业的技艺而生活。这就是器与道的区别。
　　
　　用今天的话来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如果一个知识分子仅仅关心自己的专业，对社会漠不关心，那么他便只是个“器”，只能被用于某一专项的用途，至于“道”，他尚未梦到。
　　
　　君子志于道，斯文不灭，斯道不灭，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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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君子耻于言过其行，行不称其言。是故夫子强调行先于其言，后世更有不言之行、以行代言之说。
　　
　　谚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一个人是何等人只是由他的行为所决定，他的行为便是他的全部，固与其言语无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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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君子同等对待每一个人，而小人总爱结党以自喜，有党则乐，无党则不乐，此君子所以为君子，小人所以为小人也。
　　
　　人格未能独立之人，需要有一个群体可以归依，心灵可以有所寄托。不如此则终日惶惶，内心空虚失落。
　　
　　夫子所言小人，便是我等平常人，并无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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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世间读书人，多不外乎此两者，是以夫子有此言。
　　
　　回忆自己，大学读的是中文，由文学而至于文学理论，由文学理论而至于晚清民国之学，由晚清民国之学而至于新儒家，而至于西方哲学，然而直至大学毕业，并不知英美自由主义为何物。后来到北京读书，才接触到诸位自由主义大师的著作。自己生性疏懒，而旁骛甚杂。若不是后来的学习，便终生“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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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用西谚说就是：“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拼死捍卫你发表的权利。”用伯林的观念表述就是，平等的公民各有其不同的因而也是不可公度、不可调和的善的观念。天下学术，殊途而同归。这里并没有丝毫的“你们西方有的，我们老祖宗早就有了”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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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有一句类似的话：最有智慧的人是知道自己一无所知的人。知道人的有限性，知道自己的有限性，便不会妄图在这个世上建立天国，便不会以一个神圣的目的要求别人做出牺牲，这个世界便会少很多流血和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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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做官之要无非谨慎二字，慎言慎行，禄在其中。
　　
　　清李鸿章曾言做官是天下最容易事，似已领会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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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举用正直之人，废弃邪枉之人，则民服其上。话是这样说，然而如何去判断何人为直何人为枉？古代曾有一首诗说明道德判断之不可能：周公恐惧流言日， 王莽谦恭下士时。 若使当年身便死， 一生真伪有谁知。
　　
　　我认为对人进行有效的道德判断是不可能的，理由有四：第一、人的道德往往与他的表现不一致，满口道德仁义者却可能是大奸大恶之徒；第二、人的道德的复杂性远非人的智力可以把握；一个杀人犯同时可能是个孝子，一个小偷可能抢救过落水的孩子；第三、人的道德是可以变化的，可能随着时间而改变，也可能因为某些因素的影响而改变，因此现在对他的道德判断并不能长期有效；第四、我们无法保证道德评判者自身的道德水准。如果要保证这一点，必然要求有评判道德评判者的道德评判者，如此逆推下去而陷入悖论。
　　
　　因此，一切根据人的道德水平来选拔人的制度都是荒谬的，同时，从道德上去要求人的制度也是荒谬的。现代民主制度不再寄希望于人的道德，而只是从制度设计上去防止人做坏事。也就是说，我们虽然不能区分谁是好人谁是恶人，但我们却可以通过制度的建设去防止坏事的发生；我们的起点是：一切人都有可能去做坏事，一切有了权力的人就更有可能去做坏事；我们不能选出不做坏事的人，因此就只好用制度来限制权力。
　　
　　当代我国曾有一个领导人提出一个“以德治国论”，不知道这正是中国几千年的病根，坦然当作自己的发明，徒惹人骇笑。由此亦可以看出我国当代理工科学生人文素养之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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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
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季康子问：
要让人民尊敬我，忠实于我并且努力做事，应该怎么办哪？

孔子说：
你用庄重的态度对待人民，人民就会尊敬你；
你孝顺父母，慈爱众人，他们会忠实于你；
你选拔任用善良优秀的人，又教育那些能力差的人，人民就会互相勉励而努力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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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
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有人对孔子说：
你为什么不参与政治呢？
孔子说：
《尚书》里有一句话：“以孝顺的态度对待父母，以友爱的态度对待兄弟，并将这种孝悌的道理推广到政治方面。”这也算是参与了政治，为什么非做官了才算是参与政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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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
　　
　　人以信立。人而无信，便无法与他人展开交往，他人也无法与他展开交往。所以信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础。
　　
　　今日中国社会在公领域已无信义可言，是以我们活在一个谎言构成的社会里，整个中国社会便是一个巨大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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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夫子言必称三代，到底夏商周三代真的是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吗？我们可以这样解释，夫子认为，三代与后世的区别是，三代之人讲礼乐，而后世之人却只讲利益，只讲实力。虽然讲礼乐的时代人们过的未必好，但一旦进入只知道实力的时代，人类就再也失去了重返乐园的可能。从三代而至战国，是中国人的失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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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
　　
　　谄媚和无勇大概是中国国民性中的两大特征。自古汉族就屡为外族所侵，从南北朝到五代十国，再到后来的元和清，汉民族的膝盖愈发的软，所以到日本侵华时，中国做汉奸的人数才会如此之多，这大概是夫子当初始料未及的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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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为为政第二，夫子论为政在今天看来固然有许多简单化之处，然而即使在今天，为政者仍然有一个人格修养问题。不管民主制度如何完善，这个问题却是永远存在的。孔子的许多话便是对这些为政者说的，至于他们听不听那是另外一回事。
　　孔子所言，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切切实实把握的东西。我们所能把握的只有这些，所以我们只能立足这些东西来发展。至于我们无法切实把握的或抽象或虚幻的东西，则非孔子所敢论，也非孔子所愿知。西方各种哲学体系庞大而无所不包，抽象观念层出不穷，看似七宝楼台，其实有些不过是自扰扰人而已。人类近代历史上几次大的屠杀，从法国大革命到德国纳粹，说起来都与人类自己构想出来的某些抽象观念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西方惟有经验主义一派哲学能够坚决地抵制不必要的抽象观念，而最后在经验主义的基础上终于结出自由主义的硕果，其原因正在此处。
　　儒家与自由主义，尽管有诸多不同，但在注重日常经验这一点上，却是暗相契合。在思想和信仰自由上也颇相似。儒家从来没有迫害过道教和佛教，不像西方的基督教那样看到异端要烧死才罢休，而且人们从来都是愿意信道则信道，愿意信佛则信佛，所以，有人若说儒家是宗教，总让我觉得很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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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佾第三
　　
　　这一篇夫子专论礼。
　　
　　我自己是不太喜欢这一篇的。夫子思想的立足点其实是“仁”而不是“礼”，从“人而不仁，如礼何？”那一句就可以看出来，而后世的儒学却丢掉了仁而只谈礼；夫子的思想本是理、欲、情并重，而后世的儒学却只谈理。终致儒学一变而为理学，而为礼教和道学（注1）。存天理，灭人欲，中华文化气脉因此才一代不如一代。
　　
　　仁是内在的修养，礼是外在的规范，二者相辅相成。尤其对于百姓而言，在他们还不知道仁的情况下，只好先用礼去规范教化他们。所以有时礼只是不得已的方便之计。经过历朝的发展，礼在清代的旗人那里达到了巅峰。旗人最讲礼，而且讲究个潇洒和从容，小民小户也是礼节繁复，却只让人觉得优美。然而这仍然不能代替内心的修养，一个礼仪优雅得体之人却可能仍然是个奸恶之辈。
　　
　　中国自四九年之后，已无礼可言。反而是我们的东邻韩国，把儒家之礼能够发扬光大。不管是在家庭里，还是在社会上，人们之间都是以礼相待（这个印象来自韩国的电视剧，一笑）。子曰：礼失而求诸野。看来我们真的只能到韩国去寻找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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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八佾便是八八六十四人的舞蹈。季氏所享用的舞蹈规模在当时是只有天子才有资格享用的，而像季氏这样无视周礼的诸侯大夫当时已是数不胜数。大家都想过一把天子瘾，位卑的便向往那位尊的享受，此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可以概括为争夺权势的历史。太史公有言，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实际上“鹿”在周代末年的时候就失去了，这个“鹿”就是“礼”对中国人的约束力。孔子言不可忍，盖谓一旦所有人的私欲挣脱了礼的约束，天下将从此纷争不断。礼乐崩坏，人民相率为禽兽。
　　
　　人之异于禽兽不就在于人不会象禽兽那样争夺吗？
　　
　　礼的作用是使人们能够各安其位，各适其力，不作非份之想。在今天看来，似乎承认竞争的正当性是社会发展的前提，自由主义的一个经典论断就是所有人的自私竞争在客观上却可以促进社会的发展。然而就如同古代不可能人人做皇帝一般，今日也不可能人人都成为富翁，因为客观上物质资源的总量是有限的。在今日中国，不说人人成为富翁，只说每人拥有一辆汽车，也是中国的环境无法承受的。因此，有些物质上的需要是否真的是必要的呢？著名电影大师黑泽明在其名作《六个梦》中，最终回归到了道家思想，弃绝现代文明，重返自然田园。而孔子的“礼”的思想，在节制人的私欲这一点上，与道家一脉相承。太史公与当代的陈鼓应先生都把道家认定为中国哲学的本体，道家为体，儒家为用，这个观点大致是不差的。
　　
　　纵观人类历史，我们知道有一个结论，说人类已经取得了巨大的物质进步。我对此有三点质疑，第一，所谓“巨大的物质进步”实际上只是指欧洲和北美等少数发达国家；第二，这种巨大的物质进步是建立在欧美少数国家对全世界资源的掠夺上的；第三，如果以环境恶化的代价以及人们生存空间缩小的代价而论，我想我们真的很难说我们在物质上已经大为进步。至于说到人类已经拥有了毁灭自身数十次的力量，如果我们能够跳出地球之外，站在这个宇宙的其他地方观察一下的话，我们只能说这个星球上的一种生物已经疯了。物质“进步”到这一种程度，已荒谬绝伦。
　　
　　至于人类精神上的进步，我更为怀疑。二十世纪德国纳粹的大屠杀与中国两千年前春秋古战场上的屠杀相比，我们能看出什么进步吗？二十世纪人类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超过了以往数百年的总和，这就是人类精神的进步吗？
　　
　　人性永远不会进步。儒家的“礼”也只能暂时地约束住人性中的恶，却无法永远消除它。因此，我们应该鼓励所有的人都去追求最好的东西吗？当然不是。我们应该告诉人们：你们应该去追求你们应该追求的东西。这就是“礼”。如果追求那些过高的东西，所有的人都不愿意做平常人，那么还有谁有幸福可言？
　　
　　总而言之，如果我们无视“礼”而放纵自己的私欲。至少有三个理由阻止我们这么做：第一、外部世界无法承受；第二、人们将永远生存在纷争之中；第三、我们的内心世界将远离幸福。符合理性的做法是，物质上以满足用度为准，我们应该追求的是精神上的快乐。